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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驰名商标的前生今缘(上)/王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0:07:58  浏览:824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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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驰名商标的前生今缘(上)
摘 要

驰名商标(well-known Trade Mark)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熟知的商标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政府陆续意识到自主品牌的缺乏,于是政府积极倡导名牌战略,拥有驰名商标的数量成为考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对企业而言申请驰名商标直接就可以获得几级地方政府非常可观的现金奖励,从驰名商标公告可以看到由此引发了驰名商标申请潮。
驰名商标在我国目前显然被符号化了,被当成商标领域最高的“荣誉称号”。商标的驰名度是动态的,驰名商标最终是为了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培育一个驰名商标不容易,而驰名商标更加需要精心的呵护。本文将从我国驰名商标现实情况出发,阐述驰名商标的申请以及维护,希望能为企业申请、维护驰名商标提供指导。

关键词:驰名商标、显著性、商标淡化、反淡化

前生(先天显著性不足)
一、驰名商标定义
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驰名商标。本人接到很多申请驰名商标的咨询电话,发现凡是来咨询我的企业对驰名商标都有误解,他们将驰名商标符号化了,把驰名商标当成了一种荣誉称号。这里有必要统一一下认识,驰名商标在各国的法律中都普遍有规定,但是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学者的定义是:“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熟知的商标。”《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二条:“本规定中的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 学者和法律定义高度一致,看来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共识。从学者定义和法律规定来分析,驰名商标只要满足两个条件:1、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这个市场并没有严格界定,应该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市场和地区性的市场,2、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相关公众应该是有区别性的,比如化肥、农药这些东西城市市场一般是看不见的,它们的相关公众是广大农村村民。驰名商标应该存在很多种,从驰名的区域来看,有全国性驰名的商标,地方性驰名的商标;从相关公众来分,有对所有消费者都驰名的商标,有对老年人驰名的商标,有对农民驰名的商标,还会有在特殊群体中驰名的商标(比如高尔夫球、登山运动员等)。其实,驰名商标不过在相关消费群体中具有一些知名度的商标,称得上驰名商标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在我国还存在另一种驰名商标,就是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驰名商标,这种驰名商标通常由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来认定,并予以公告确认,颁发驰名商标证书的驰名商标。在我国目前被称为驰名商标的通常只是这种被认定的驰名商标,在全国几百万个注册商标中,只有不到五百个。这应该是对驰名商标的曲解,将驰名商标符号化了,成为一种名誉称号。
驰名商标在法律上与普通商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拒绝和取消注册,2、禁止使用。法律功能就是保护范围比普通商标广,可以延伸到不同的类别。
二、我国驰名商标认定方式沿革
我国的以前的驰名商标认定比较混乱,有的由政府主导,充满了行政色彩,有的甚至由媒体和其他社会团体来认定,1991年初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力支持下,由法制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举办了“中国驰名商标(部分商品)消费者评选活动”,并于1991年9月评出了中国的十大驰名商标。
中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起始于1985年中国加入《巴黎公约》。并于1987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在商标异议案中认定美国必胜客国际有限公司的“PIZZA HUT”的商标及屋顶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这是中国加入《巴黎公约》后认定的第一件驰名商标。1989年,北京市药材公司发现其“同仁堂”商标在日本被抢注。该公司遂以“同仁堂”系驰名商标为由,请求日本特许厅撤销该不当注册的商标,日本有关方面要求中方提供“同仁堂”系我国驰名商标的证明文件。为了保护我国商标在他国的合法权益,商标局在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后,于1989年11月18日正式认定“同仁堂”商标为我国驰名商标。这是我国由商标主管机关正式认定的第一个国内驰名商标。1996年8月14日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商标主管部门开始成批认定民族品牌的驰名商标。此举受到业内人士和国外权利人的质疑,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到2003年《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实施以来,这种成批认定驰名商标的做法被废除,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个案认定方式,即在发生侵权或权利冲突时,由有关行政机关确认商标是否驰名,以便决定是否给予扩大的保护。
最高法院于二00二年十月十二日颁布《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作出认定。”这样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可以作出该商标是否驰名的认定,到现在为止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也不在少数。
我国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充满了曲折,现在还有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两条途径,虽然有工商局和法院两家认定机构都秉承了国际通行的“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但是工商局的认定仍然充满行政色彩,企业依然把工商局的认定的驰名商标作为最高的荣誉,有些地方政府只认可工商局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
三、我国驰名商标的前生显著性不足
我国从1991年开始批量认定驰名商标以来,至今已经14年了,通过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和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已经有近500件了。我们检索驰名商标榜,至少可以发现我国驰名商标存在这些问题,可以说先天不足。
1、地名作为商标缺乏显著性
我国《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显著特征,也就是显著性,是指特定的标识与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着固定的联系,并将该商品或者服务与其他商品或者服务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显著性是对商标最基本的要求,是商标赖以存在的基础。 各国商标法都明确或暗示性地将显著性作为商标的一项基本要求,TRIPS协议第十五条第1款规定:“任何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的标记组合,均应能够构成商标。”而能够将不同企业来源的商品或服务相区别的这一特征就是商标的显著性。
在驰名商标名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青岛”、“景德镇”、“泸州”等以县以上地名作为商标的。我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县以上的行政区域的名字不能作为商标注册,一个是因为这些地名作为公有财产不能被独占,另一方面这些地名显然也缺乏基本的显著性。该条同时规定:“地名具有其他含义……;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这些地名作为商标因为使用时间久了便具有了“第二含义”,即使这些商标因为使用而具有了显著性,显著性是不强的,非常容易被淡化,进而失去显著性。例如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很多都打上“景德镇造”,这将使消费者很难区分“景德镇造”和“景德镇”商标的区别,这很容易造成“景德镇”商标的淡化,“景德镇”商标拥有者很难从商标法保护的角度阻止大家使用“景德镇造”。

2、用词单一,造成一个词被多家注册。
在驰名商标榜上,有不少完全相同的商标,例如长城有三座:“长城”(计算机)、“长城”(润滑油)、“长城”葡萄酒,“东风”有三个,分别使用于汽车、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凤凰”有两只:“凤凰”(自行车)、“凤凰”(照相机),两个“中华”……,由于商标名称的同一及共存,这些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将无法获得法律给予的“跨类保护”,就享受不到驰名商标应该有的扩大保护,其价值将大打折扣。“长城”商标就是典型的例子,据统计使用“长城”作为商标的最少有六百多个,在驰名商标榜上也有三个之多,而“长城”葡萄酒最受伤害,在“长城”河北昌黎产区,这里加工的叫“长城”的葡萄酒有无数种,各种以“长城”为后缀的葡萄酒遍布全国,“长城”的律师在各地打击侵权,其中一个亿元的索赔案件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人们对“长城”商标本身的质疑,认为该商标缺乏显著性,反而认为被告申请的以长城为后缀的商标应该获得注册。
长城、凤凰、中华等这些词汇虽然属于任意性词汇,但是太常用的词,将因为使用的人太多,而使显著性降低,除非进行全类注册,排除其他人在其他类别上使用,这样注册的成本将很高。
后缘(不注意保护,致使驰名商标被淡化)
一个商标成为驰名商标,就象一个人发了财,总有人想方设法攀亲戚关系,与其“结缘”,各种“榜名牌”,“搭便车”的情况随之而来。这些行为将导致驰名商标受到严重侵害,甚至被淡化。商标淡化(dilution)是指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将与驰名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图形及其组合在其他不相同或不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的行为,以致使该驰名商标的显著性与吸引力被冲淡、丑化或退化。
驰名商标在使用中,还存在显著性丧失问题,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完全丧失常常与商标权利人本身的不当行为有关,如权利人对其驰名商标的疏于管理,对驰名商标的不当利用,都可能导致退化,致使驰名商标不复存在。
一、“宽宏大量”,让人傍出了驰名商标
“培罗蒙”西服是上海历史悠久的著名品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培罗蒙,半个多世纪的骄傲”这一广告词就已誉满上海。“培罗蒙”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但后来市场上有个“罗蒙”西服,较之“培罗蒙”或“培罗蒙BEROMON”商标,“罗蒙”与“罗蒙ROMON”商标少了一个“培”字以及“BE”二个字母,两者整体印象十分近似,“罗蒙”显然有傍名牌之嫌疑,依据《商标法》的规定,罗蒙构成对培罗蒙的商标侵权,上海的许多大商厦内,“培罗蒙BEROMON”专卖屋和“罗蒙BOMON”专卖屋同层设置,比肩而立。但是“培罗蒙”商标注册人竟然对此熟视无睹,置如罔闻,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制止“罗蒙”的行为。“罗蒙”作为后发使用商标,在“培罗蒙”宽容下,因为后发使用而使该商标产生了显著性,并因此荣登驰名商标榜。我以前一直只知道有“罗蒙”西服,却不知道“培罗蒙”才是最早的名牌,傍名牌者自己成了大款,而被傍的“培罗蒙”这个驰名商标无疑被淡化了许多。这是“培罗蒙”不注意维护自己的恶果。
二、管理疏忽,驰名商标成了通用名称
很多人知道JEEP(吉普车)、FREONG(氟里昂)这两个驰名商标在我国退化为越野车、氟制冷剂通用名称的故事。这种故事在我国也有发生,“21金维他”、“竹叶青”等曾产生过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的争论。来看一个诉讼案例:艾格福(天津)有限公司为“敌杀死”商标合法使用人,而四川省富顺县生物化工厂擅自印制“敌杀死”标签,生产“敌杀死”农药,在市场上销售。艾格福(天津)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750万元人民币。而被告则称中国化工行业标准中溴氧菊脂的商标名称记载为“敌杀死”,农业部《新编农药手册》中溴氧菊脂为中文通用名,其他名称为敌杀死。被告进而声称,因原告自身疏于管理的行为,“敌杀死”已实际成为了农药的通用名称,淡化了其显著性,故被告以产品名称方式使用,不构成对注册商标的侵害。
新的产品以及具有高度驰名性的产品,最可能被大众接受为该商品的通用名称。驰名商标成为通用名称,显著性完全丧失,从而使其不再具有商标基本的区分功能。对权利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权利人所付出巨大财力和智慧创造出的商标价值将不复存在。
三、稀里糊涂,自行淡化
商标权人在对其新产品商标的培植中,只注重其驰名度的不断提高,而忽视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最终可能为其商标权带来致命的后果。诸多驰名或著名商标权利人还缺乏对商标显著性丧失的防范意识。然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司法实务中,均已出现了与驰名商标显著性丧失相关的成例。
在重庆海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自贡市乳业总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中,商标的显著性丧失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重庆海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自贡市乳业总公司使用了其生产的生物活性乳制品的注册商标“双叉”作为商品名称等为由请求法院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30万元。然而,此案中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重庆海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该商品的首创人,其在该商品的装潢上、说明书中均将该商标作为该商品的名称使用。换言之,原告自身作为了淡化行为。
(下篇将讲述要申请怎样的商标才具有显著性,在使用种如何维护驰名商标的价值)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公司首席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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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财政立宪主义与宪法、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年会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

  一、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

  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人权保障的要求日益细化。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郑军认为,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书成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林峰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戴激涛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民主理念结合起来构建的协商宪政方案,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治理提供助益。迈向协商的宪政共和国,需在遵循“协商”、“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国家制度层面及社会领域中的协商机制,并落实宪法运行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平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二、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谭波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1)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2)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3)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艳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徐健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三、宪法与刑法

  关于宪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应珍根据其收集的资料分析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刑法学者,对我国刑法的宪法制约问题还没有引起宪法学者应有的关注。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吉敏丽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宪法与刑法除了形式上的效力关系之外,在人权保障方面也具有颇多的互动性,人权可以成为沟通宪法与刑法的桥梁。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在“轻刑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刑事立法当贯彻谦抑原则,以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刑法的过度侵蚀而徒具虚名。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刑法的修改,在本质上反映了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江登琴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立足于八个刑法修正案可以看到,在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与界限问题,呈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积极扩张。在修改刑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对刑法变革的需要,而且需要在建设法治、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着眼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工与协作,注重刑法维护社会安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自身的特点和局限,尤其是片面强调入罪化和重刑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盘锦市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盘锦市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盘政办发〔2010〕6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辽滨沿海经济区,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盘锦市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业经市政府第六届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盘锦市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加强对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管理,有效发挥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作用,根据国家、省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是市政府设立,用于应由市级解决的,但无现行政策支持的特殊疑难、遗留信访问题的救助性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暂定1000万元。


第三条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由财政拨款安排,市财政局实行专户管理,分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专户结余资金转入下年继续使用,利息收入应继续用于本办法规定的信访稳定相关用途。


第四条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使用原则


1.财权事权相统一原则。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应用于解决涉及市级相关部门或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三跨”信访事项,应由县(区)及县(区)以下处理的信访案件不能使用市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


2.救助为主原则。按照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体要求,坚持以救助为主的原则,确保事关民生的信访问题得到合情合理解决。


3.侧重解决疑难、遗留信访问题原则。应重点用于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尤其是长期遗留的“无头案”、“钉子案”、“骨头案”以及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三分离”信访案件。


4.息诉罢访原则。通过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应使信访问题得到一次性解决,使上访群众息诉罢访。同时,市信访部门应将信访案件处理情况抄送涉案部门,便于相关部门完善政策,避免再次形成同类信访案件。


5.专款专用原则。信访稳定专项资金应专款专用,不得用于信访部门的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及相关工作经费。对于现行政策可以解决的信访案件,应交由相关部门按现行政策办理。


第五条信访稳定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1.特殊历史原因形成的长期遗留积案;


2.责任主体不清的复杂疑难案件;


3.司法途径穷尽,上访人生活困难,需要法外救助的涉法案件;


4.需要稳控的“三跨”、“三分离”信访积案;


5.上访人因生活困难,在上访过程中发生且不能自理的交通费、伙食费;


6.国家和省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信访局交办的需要重点解决的信访案件;


7.市信访联席会议确定的其他需要救助的信访案件和专项资金使用的有关事项。


第六条信访稳定专项资金审批程序:


1.市信访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拟救助对象,并协助拟救助对象填报《盘锦市信访稳定专项资金救助申请表》。


2.市信访局提出申请救助金额及明细并附救助原因等情况说明,市财政局对救助金额提出审核意见。


3.市信访联席会议及办公室对拟救助事项进行终审,并由召集人签署意见。


4.救助资金经终审同意后,市信访局与被救助对象签订《息访协议书》,并发放救助款。


第七条救助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审议确定;救助金额在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经市信访联席会议召集人签字后实施救助;因特殊情况需支付的救助资金额度较大的,由市信访联席会议审批。


第八条市信访局应将救助情况汇总并分别抄送相关涉案部门,配合涉案部门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避免同类信访案件重复发生。


第九条市财政局、市信访局负责对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并配合审计、监察等部门做好审计、检查工作,及时向市信访联席会议报送相关情况。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骗取、挤占、挪用信访稳定专项资金。违法、违规的,依法、依规追究刑事责任和相关行政责任。市财政局、市信访局要及时了解信访稳定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对违反规定和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纠正。


第十一条各县、区可参照本办法,建立本级信访稳定专项资金。信访稳定专项资金不得低于100万元。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