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提纲
国家计生委办公厅
国家计生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提纲》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生委，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机关各单位，各直属挂靠单位：
现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提纲》印发你们，请按照《提纲》的精神做好有关更名的宣传工作。
国家计生委办公厅
二 ○ ○ 三年三月二十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提纲
根据中共中央建议，2003年3月，经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改革的背景
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过多，增长过快，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十分关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普遍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将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生育政策，加大了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工作力度。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是，低生育水平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我国人口问题解决了。由于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口增长惯性的影响，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仍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与流动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问题日益显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学家从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考虑，曾提出建立“国家人口委员会”的意见。但是，当时我国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是总量过大、增长过快，迫切要求普遍推行计划生育。1981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正确决策对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抓好计划生育，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生育水平较大幅度下降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干部认真思考人口问题的其它方面，进而通过不同方式呼吁改革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成立国家人口委员会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人口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在现代化建设中，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人口问题摆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位，明确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人口是关键。中央连续十三年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以及资源、环境等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国家计生委集中力量议全局、抓大事，着力于理论创新、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着力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务院制定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发表了《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制订了《全国“十五”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建立“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新的工作机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下，计划生育系统干部职工努力奋斗，积极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开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推进育龄妇女信息系统建设，加快建立和完善新的工作机制、努力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并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人口就业、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预防艾滋病等问题，不断深化和拓展工作内涵，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低生育水平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赢得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为国家计生委更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国家计生委密切关注并指导了一些地方计生委更名试点工作。1994年，四川省德阳地区率先将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00年，经中央批准，上海市计生委正式更名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庆市所属各区（市、县）也全部更名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改革试点地市以及其他全国许多地方也先后更名。更名后，他们紧密结合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继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人口发展规划、人口宏观调控等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基层的成功探索，为国家计生委更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为进一步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创造了条件。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解决好我国的人口问题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因此人口发展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适时地将国家计生委更名，要求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综合治理。旨在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良好的人口环境。2003年3月11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有关决定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正式提出，将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是党和国家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又一重大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过去30年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巨大成就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后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发展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综合措施进一步抓紧抓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坚强决心。
二、将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重要意义
（一）实现新世纪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任务新要求的需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面对人口发展日益显现的诸多问题和计划生育工作新形势，我们要站在新的高度认识国家计生委更名的重要意义，理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要肩负的重要责任。以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契机，深化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改善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体制，更好地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需要。人口国情是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人口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加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使其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同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人口和计划生育战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切实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科学的人口发展规划，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把人口和计划生育这项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抓得更紧、做得更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综合治理的需要。人口问题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加强综合协调，实行综合治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几十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中，我们已经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开创综合治理工作的新局面。为此，必须切实加强综合协调工作力度，推动相关部门认真履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并使其联系更紧密，配合更主动、更默契，共同营造有利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大环境，开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
三、国家计生委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国家计生委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的原则
符合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综合治理。坚持积极稳妥，在原有职能基础上，适当拓展和调整完善相结合，逐步弱化具体运作，增强宏观协调职能。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在人员编制不能增加的情况下，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人员。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和基层工作网络的稳定，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指导地方和直属挂靠单位相应改革。
适当拓展和调整后的职能，应有利于以下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努力实现既定的人口控制目标。
2、积极参与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3、高度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
4、与各有关方面密切合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就业、人口流动与迁移以及预防艾滋病等问题。
5、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
6、加快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财政投入体制，大力提高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信息化水平。
7、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和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等活动，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8、深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
9、加强人口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树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仍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人口过多依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既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是进一步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基础条件，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适当地拓展、调整和完善工作职能，有利于更好、更全面地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但绝不意味着落实基本国策，抓紧抓好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反而要求我们更清醒地分析人口形势，针对影响低生育水平的各种因素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三）集中力量抓好当前几项重点工作
2003年，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施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履行新职责的第一年。要按照全国计生委主任会议的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和要求，抓紧抓好当前的重要工作。
1、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
2、切实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贯彻落实。
3、开展好“创建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活动。
4、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专项治理。
5、积极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和服务工作。
6、组织好“十五”规划的中期评估。
7、办好第二届中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
8、组织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项目工作。
9、启动“救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活动。
（四）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国家计生委更名的各项工作
1、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认真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把全体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以及“两会”精神上来，充分认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更名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凝聚力量积极推进改革。
2、要面向社会积极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要抓住国家计生委更名这一有利契机，大力宣传30年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成就，大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大力宣传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力宣传国家计生委更名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氛围。
3、切实做好国家计生委机关职能和机构调整工作。要认真征求各方面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机构改革方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要按照机构改革的原则，推动改革方案的落实。要根据职能赋予相应的权力，一件事情主要由一个部门负责，做到权责一致，克服职能交叉、权责脱节和决策、执行、监督不相协调的弊端，使中央赋予我们的各项职能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发挥。
4、深入推进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把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科学设置机构，合理安排人员，提高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树立新形象。
5、及时研究和规划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直属、挂靠单位的改革，加快整合资源，调整职能。
国家计生委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我们既是良好机遇，也是严峻挑战。我们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更伟大、更艰巨、更光荣。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精神风貌投入到更名后的改革工作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始终牢记一个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人口环境，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国家计生委办公厅
2003年3月21日
司法解释若干问题刍议
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公司部部长 谷林树律师
[摘 要]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很少的几个决议和法律，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相对薄弱。出于制度面和实务面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虽然对弥补我国法律可执行性的不足，促进审判和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违法嫌疑。笔者试图就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并就消除这些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法 最高检 合法性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从现实情况看，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拟对司法解释的制定依据、种类、法律性质以及现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制定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于下列法律规范：
1.《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于1955年6月23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该决议现已失效。
2.《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并发布，其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该决议现行有效。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有1954版和1979版之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中并未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司法解释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其1983年修订版、1986年修订版、2006年修正版，均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2006年修正版现行有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该法于2006年8月27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三号公布。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该法现行有效。
二、司法解释的种类
我国现有司法解释，按其制定主体划分，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察院联合行政机关或社会团体发布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
虽然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地制定和使用，但作为完善和规范我国立法活动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只提到法律解释，而对司法解释则只字未提。反而是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其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从此推断，司法解释属于规范性文件的一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第三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
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不得同法律规定相抵触。
综合上述，司法解释的法律性质可概括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这种规范性文件不应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四、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适用司法解释的情况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第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抗诉书等法律文书中，可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执行司法解释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实行监督。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希望并要求其制定并颁布的司法解释能具备普遍的约束力，并能被下级机关在工作中广泛地加以适用。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虽然从司法实践层面看，的确对弥补法律法规的不足、限制法官或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并减少类似案件在处理结果上出现很大的差异，促进我国法制统一，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从法律角度看，笔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多方面问题：
1.从宪法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职权进行了划分。该法将解释法律权力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法律的权力，更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将其自身享有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转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司法解释制定的法律依据（参见本文第一条所述）看，我国司法解释的制定，其主要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现已失效）、《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这四部法律规范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系由全国人大通过外，其余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既然宪法并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转授予解释法律权的权力，故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通过的法律规范中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有违宪之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虽然由全国人大通过，但该法中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该规定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仅仅是针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解释权，该解释权是针对个案情况所作的具体解释，只对个案具备约束力，不应具备普遍性约束力，否则，将导致司法解释在实质上演变为法的一种形式，并使制定司法解释活动在实质上演变为一种立法活动，这将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分工的设计，也颠覆我国国家级重点规划法学教材中关于法律渊源的理论[如张文显先生主编的司法部“九五”国家级规划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三版中所列举的法律渊源中并不包括司法解释[1] (P133-137) ]。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共同发布司法解释的做法，实际上是赋予了该等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参与对审判或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权，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并未赋予任何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此等力，并且也未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其自身职权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会团体分享的权力。故此，此类联合司法解释不仅违法，更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种明目张胆的破坏。
3.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部分司法解释的内容，存在侵害行政权之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拍卖机构收取佣金的比例，这有侵犯物价主管部门职权之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民][1991]21号)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该规定有侵犯中国人民银行对利率的管理权之嫌。
4.依照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既然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则其并不适合从事对法律的解释工作，更不适合制定并颁布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否则，人民检察院将兼具立法者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而这会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精神，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家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利，甚至会滋生检察机关的权力腐败和司法专横，不利于塑造检察机关公正廉洁的社会形象，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良性健康地发展。
五、改进建议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制度面和实务面寻找原因及解决办法。从制度面看，我国立法技术和水平相对落后，立法质量和效率相对低下，立法机关对立法前瞻性研究不够精准细致、参与立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使得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司法解释权，有其实际和积极正面的意义。从实务面看，我国疆域广阔，法院和检察院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各级法院或检察院的人员受地方保护主义、个人对法律的理解、个人私利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针对类似的案件可能会得出差别很大的处理结果，为制约此类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工作中应用法律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
笔者并不反对制定司法解释，关键是该等解释工作，应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原则、精神和具体规定，并应符合我国宪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性质和职权范围的定位。为此，对于现行司法解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下列建议，供相关单位参考：
1. 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通过整合机构和人员，提高立法技术、立法质量和效率等方式，切实地行使我国宪法赋予其制定法律、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在制定法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法律条文的缜密性、准确性和可执行性。
2.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收回。
3.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对审判工作中具体问题的个案性解释范围内。
4.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进行整理和审查。此类司法解释内容不违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转为法律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发布并实施。
5.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并禁止最高人民法院与行政管理机关或社团联合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对确需发布新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的，可由最高人民法院草拟好该司法解释草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名义发布并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