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
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印发《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的决定》的通知
汕府〔2004〕11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头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的决定
汕头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以下简称打假），切实落实打假工作责任制，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本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第四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组织各有关执法部门打假，遏止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打假工作要实行条块结合、逐级共同负责制，即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县有关打假执法部门向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直有关打假执法部门向汕头市人民政府负责。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为责任人，逐级签订《打假工作责任书》，真正负起打假工作直接领导责任。”
三、第五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打假责任制的监督制度，对下级人民政府和同级各执法部门落实打假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听取行政执法部门的汇报和召开打假形势分析会，对涉假大要案件、遗留案件跟踪、督办，对其他有关问题及时协调研究处理”。
四、第六条第2项修改为：“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有关各类批发、专业市场管理，不得纵容、庇护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第3项修改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经营者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被执法部门依法查处的，应督促其接受处理”。
第六条增加第5项为：“对在打假中查获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查获机关应及时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应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坚决制止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行为”。
第六条第5、6项分别修改为第6、7项。
五、第七条第7项修改为：“有关执法部门不依法办事，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法定程序处理案件的”。
六、第九条修改为：“ 违反本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省纪委、监察厅《关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颁布。
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
（1999年8月31日市人民政府颁布 根据2004年7月25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汕头市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以下简称打假），切实落实打假工作责任制，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本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树立全局观念和正确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要尽职尽力，引导和监督企业、单位和个人依法生产、经营。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打假工作的领导，一把手要负总责，并指定一名领导具体分管打假工作，同时要成立由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打假领导小组，组织和协调各职能部门依法开展打假工作。各级打假领导小组要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组织各有关执法部门打假，遏止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滋生和蔓延。打假工作要实行条块结合、逐级共同负责制，即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县有关打假执法部门向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直有关打假执法部门向汕头市人民政府负责。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为责任人，逐级签订《打假工作责任书》，真正负起打假工作直接领导责任。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健全打假责任制的监督制度，对下级人民政府和同级各执法部门落实打假责任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听取行政执法部门的汇报和召开打假形势分析会，对涉假大要案件、遗留案件跟踪、督办，对其他有关问题及时协调研究处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打假执法部门在打假工作中要承担以下责任：
1、切实加强打假队伍建设和财力、物力的投入。人力不足的应予充实，对素质较差的人员应及时调整。在经费、交通和通讯工具、技术检测设备等方面，按有关规定给予保障。
2、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有关各类批发、专业市场管理，不得纵容、庇护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
3、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经营者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被执法部门依法查处的，应督促其接受处理。
4、上级执法部门和外地执法人员，依法到本地开展打假工作，要主动积极配合，不得要求在查处案件前先行通报案情，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或消极对待，不允许阻拦和刁难；积极协助执法部门查清违法生产经营者的有关情况；有义务有责任在执法文书上作为见证人、被邀参加人签名。
5、对在打假中查获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查获机关应及时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应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坚决制止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行为。
6、保护打假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并提供良好的办案条件。不得为当事人说情，干扰办案；不得纵容或放任当地群众和不法分子对打假执法人员进行阻拦、围攻、威胁和打骂。
7、设立打假举报信箱，公布打假举报电话，热情接待举报人员，认真办理举报案件。认真落实打假举报奖励制度，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的身份给予保密。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通报，并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担任或兼任企业负责人，而该企业经查实有制假售假行为的;
2、搞地方或部门保护，有庇护或纵容制假售假行为，为制假售假通风报信，帮助违法分子逃避处罚的；
3、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打击不力，被上级执法部门查处予以曝光，造成严重影响，败坏当地形象的；
4、对当地制假售假活动采取放任不管或管而不严，打假责任制未能落实，经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执法部门指出仍不采取措施整改，导致制假售假蔓延的；
5、对上级执法部门到当地执行打假任务时配合不力，放任、纵容、挑动不法分子或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执法人员，阻碍打假，使执法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不良后果的；
6、对上级执法部门到当地执行打假任务，以种种借口推托、邀请不到场、不予协助、消极对待甚至阻拦、刁难的；
7、有关执法部门不依法办事，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法定程序处理案件的；
8、对群众的举报不认真办理，甚至向外泄露举报人身份，造成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
第八条 对制假、售假严重地区，由于打假不力，在签订《汕头市打假工作责任书》一年内未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和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要引咎辞职或由任免机关予以免职；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撤职；该主要领导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单位。
第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省纪委、监察厅《关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打假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汕头人民政府打假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1999年8月3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