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原[2009]664号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省工业主管部门，中国石化集团、中国化工集团、武钢集团、中铝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黄金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中国中材集团：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09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要点的通知》（发改地区[2009]819号）的相关要求，我部组织拟订了《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国家开发银行。
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案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原材料工业在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贯彻落实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巩固和提升原材料工业基地地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特提出本方案。方案实施期为2010-2011年。
一、现状与形势
中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经过多年发展，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原材料工业已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产业。2008年，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增加值超过8000亿元，占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30%，形成了一批实力比较雄厚、布局比较合理、优势比较突出的原材料工业基地。
——优势明显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中部地区铝矾土、铜、锑、镁、钨、稀土等矿产资源丰富，已形成与资源优势相匹配的产业基地。2008年中部地区十种有色金属产量1053.5万吨，占全国的41.8%。稀有金属和铜、铝、铅、锌、镁等冶炼和加工工业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独具特色的钢铁工业基地。钢铁是中部地区各省的支柱产业，总体规模较大。2008年粗钢产量10835万吨，占全国的21.7%。钢铁产品门类比较齐全，满足全国需求，部分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硅钢、不锈钢、球墨铸管、高速车轮轮毂等产品优势突出。
——基础较好的化学工业基地。中部地区煤、盐、磷等矿产资源储量较大，化学工业体系比较完整，化肥、农药及煤化工优势明显，石油化工、盐化工、氟化工、磷化工等行业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基础。2008年化肥、农药、甲醇、硫酸、焦化等产品产量分别占全国的34.9%、29.3%、26.8%、28.9％和39.7％。
——快速发展的建材工业基地。中部地区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建材工业发展迅速，已形成水泥、玻璃及深加工、建筑陶瓷、耐火材料、新型建材等门类较为齐全、技术装备比较先进的建材工业体系。2008年中部地区水泥产量占全国25.5％，新型干法水泥比重超过7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个百分点，玻璃深加工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但是，由于多年粗放式发展，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产业布局不合理，如江西稀土冶炼企业平均规模不足2000吨，河南规模以上氮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10万吨，湖北磷肥企业平均产量不足4万吨；落后产能比重较大，湖南新型干法水泥比重仅3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技术装备水平不高，河南48条轧钢生产线中仅有4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创新能力亟需增强，企业研发投入少，多数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产业链条短，产品结构比较单一，高附加值产品少，多数产品位于价值链低端；节能减排压力大，山西每年仍有40亿立方米焦炉煤气直接燃烧排放；资源保障程度越来越低，中部地区油气资源贫乏，铁矿石自给率不足20％，安徽铜精矿90%以上依赖进口，河南铝土矿保有储量仅能维持企业6-7年正常生产需要。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给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加快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的市场环境，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为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赢得发展的先机和空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保增长、调结构的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坚决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加快转变原材料工业发展方式，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技术改造、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节能减排降耗为重点，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不断提高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二） 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组织协调、注重政策引导、改善市场环境，发挥政府部门在抑制产能扩张、整合社会资源、推动跨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坚持兼并重组与体制创新相结合。扶优扶强，支持企业通过联合重组整合产业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和机制。
坚持技术改造与淘汰落后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功能，积极采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大力开发新材料，培育新的增长点。
坚持发挥本地优势与区域产业互补相结合。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加快整合上下游产业，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提高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整体竞争力。
（三） 调整目标
1.兼并重组取得重大进展。有色金属企业兼并重组取得新突破，重点培育1-2家具有国际竞争力、5-8家在国内领先的大型企业集团；钢铁冶炼企业数量得到较大幅度压缩，培育1家具有国际竞争力、2-3家在国内有较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集团；建材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取得新进展，培育1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建材企业集团，初步形成8家以上年产能超千万吨的区域性水泥企业集团；化工行业兼并重组取得积极成效，年销售收入超百亿企业达到10家以上。
2.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金属和非金属深加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比重进一步提高，为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新材料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玻璃深加工率达到45%，中高档建筑陶瓷占陶瓷比例达到40%，高端石化产品自给率明显提高，高浓度化肥比重提高到80％。
3.落后产能按期淘汰。全面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30吨及以下的转炉和电炉，逐步淘汰160KA及以下铝电解槽，限期淘汰年产5万吨以下铅锌冶炼厂、年产1万吨以下金属镁等“小有色”企业，争取全面淘汰中部地区落后水泥和玻璃产能，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8万吨以下合成氨装置。
4.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力争在关键工艺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高端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技术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60%以上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采用富氧底吹等先进技术的铅冶炼能力达70%，无铬高档碱性耐火材料实现产业化，新型自主创新煤气化技术取得成功并推广应用。
5.产业布局更加合理。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与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环境承载能力等相协调的原材料工业布局进一步优化，沿江、沿主要交通干线和能源、资源产地的原材料工业基地进一步壮大，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特色、比较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6.节能减排取得积极成效。原材料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十五”末明显下降，能源消耗达到国家限额标准，基本实现余热余能100%回收利用，硫利用率达到97%以上，废渣100%无害化处置，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双达标，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升。
三、主要任务
巩固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现有优势，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装备结构和区域产业布局，形成若干由大型企业集团主导、产业链完整、技术水平高、配套设施完善、具有循环经济功能的产业基地，构筑符合国家区域战略定位、满足市场需求、优势互补的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新格局。
（一） 扶优扶强，加快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倒逼机制，引导企业联合重组或建立战略联盟，鼓励生产要素向武钢等大型企业集团集中，支持武钢集团积极开展区域内和跨区域的联合重组，努力打造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推动马钢、太钢、华菱等与省内外企业联合重组，形成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集团，推动安钢、新钢等与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跨区域重组，努力减少区内钢铁企业数量。
加快区域内外有色金属矿产、冶炼、加工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中铝、五矿、江铜、铜陵有色、湖南有色、豫光金铅、大冶有色等大型企业集团在整合中部地区有色金属产业中的主导作用，提高资源控制力，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煤、电、铝”企业联姻重组，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力推动镁、钨、锡、锑、钼、稀土、黄金等产业集约化发展，支持重点骨干企业横向并购，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按照煤化一体化原则，依托山西晋煤、阳煤、太化、河南煤化、中平能化、淮化等骨干企业，加速整合省内外煤化工上下游产业，打造大型煤化工企业集团。依托宜化、兴发、洋丰、铜化、中盐、沙隆达等大型企业，推进磷、盐、农药等特色化工企业的兼并重组。积极发挥中石化、中国化工、中海油、中石油等战略投资者在中部地区化工产业重组中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发挥海螺、中国建材、中材、华新、天瑞、三峡新材、长利玻璃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推动水泥、玻璃、耐火材料、新型建材等行业的兼并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二） 做精做深，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
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优势，严格控制初级资源类产品产能的盲目扩张，着力增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钢铁工业：重点发展高磁感低铁损取向硅钢、高牌号不锈钢、高速车轮轮箍、高档汽车面板、高强级管线板、高附加值油井管、高压锅炉管、核电用管及特厚板等产品，不断开发市场适销的新产品。加快推广使用强度400MPa及以上钢筋，促进建筑钢材的升级换代。
有色金属工业：重点发展高精度高性能板带材、箔材等精深加工产品，大力发展合金制品和新材料，加快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合理控制稀有金属发展规模，提高深加工能力。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体系，发展再生有色金属产业。
化学工业：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精细化工等产品，严格限制产能过剩的传统化工产品发展。延伸焦化、磷、氟、盐化工产业链。发展高浓度基础性肥料和高效复合肥，积极开发新型农药中间体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提高农资保障能力。以满足中部地区市场需求为主，提高原油深加工能力，增加高品质石化产品生产。
建材工业：重点发展新型干法水泥、绿色耐火材料、超薄超厚超白优质浮法玻璃及LOW-E、ITO导电膜玻璃等深加工产品，全面提高建筑卫生陶瓷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型建材。
（三） 加强技术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原材料工业，大力开展节能减排降耗，推行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支持关键钢材品种和有色金属新材料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大力发展高温高压干熄焦、烧结余热利用、高炉余压发电、铜铅锌冶炼短流程工艺、烟气脱硫、高性能专用铜铝材生产工艺、吨铝直流电耗低于12500千瓦时的电解铝关键工艺、低品位和难选冶矿产高效利用、尾矿和赤泥综合利用、再生金属保持性能等技术；支持油品质量升级改造，煤焦油综合利用，氮肥原料路线和动力结构调整，磷肥资源优化配置，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产和废弃物处置能力建设；支持新型干法水泥企业推广应用纯低温余热发电、粉磨节能、利用水泥窑处置废弃物等技术，推进玻璃窑炉全氧燃烧技术产业化。
加快淘汰工艺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安全隐患大、能源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全面淘汰落后钢铁产能，重点企业和地区要加快淘汰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及相应的炼钢产能；按期淘汰反射炉及鼓风炉、电炉炼铜产能、烧结锅炼铅产能、落后锌冶炼产能和落后小型预焙槽电解铝产能，逐步淘汰落后烧结机铅冶炼产能；淘汰12500千伏安以下电石炉、间歇蒸馏煤焦油加工装置、单套能力低于10万吨/年的焦油连续加工装置、酸洗法粗苯精制装置、高毒高风险农药以及小炼油、小合成氨、小二硫化碳等落后产能；全面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水泥产能及“格法”、“小平拉”等落后玻璃产能。
（四） 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
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配置，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优势互补、合理布局，把促进产业集聚作为优化原材料工业布局的重要途径，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园区化发展，进一步发挥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基地的整体优势。
结合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和技术改造，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加快布局调整，重点发展武钢、马钢沿江沿海钢铁基地，推进合钢等城市钢厂搬迁改造，进一步巩固太钢、舞钢、华菱等特色钢铁基地地位，加快安钢、新钢等产业基地结构调整步伐。充分发挥中部地区能源和有色金属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和重点地区配置，建设中铝、鲁能晋北、新安等铝工业基地，发展江铜、铜陵、大冶有色铜工业基地，优化河南和湖南铅锌生产加工基地、赣南及湘中南钨锑稀土等稀有金属基地建设。
调整优化中部地区石油化工产业布局，加快建设武汉乙烯生产基地，有序建设山西和河南煤化工基地、湖北磷化工基地，进一步突出提升和壮大化肥产业，发展精细化工园区。支持河南、湖北、安徽形成大型、优质、高档浮法玻璃原片生产及深加工基地，促进河南、山西耐火材料加工园区集约化发展，抓住沿海产业转移机遇，利用原料优势，进一步发展江西、湖北陶瓷基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
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原材料工业的行业管理、政策引导和协调服务。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原材料工业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原[2009]294号），认真研究本地区原材料工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措施。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和配合，充分利用财税、投资、信贷、法规等手段，统筹做好各项政策措施衔接落实，适时开展实施效果评估工作。
（二）深化改革，消除制约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
探索企业兼并重组的有效途径和各种方式，妥善解决人员安置、资产划转、债务核定与处置、财税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促进各种资源向优势企业配置。根据即将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兼并重组的意见、加快钢铁企业联合重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抓紧研究制定区域内原材料行业联合重组规划。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结合有关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要求，建立和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严格实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问责制，强化环保、能耗和电价、水价等制约手段，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步伐。
（三）突出低碳经济理念，落实减排目标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在2020年以前，大幅度减少单位GDP能耗的战略目标，以节能降耗、治污减排、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为重点，抓紧制定出台原材料行业贯彻落实的计划、指标和政策措施，将相关计划目标细化和落实到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中部地区各省“十二五”期间各项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
（四）强化行业标准管理，严格市场准入
从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节能减排、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修订完善准入条件，提高准入门槛。要以技术创新和质量品种为重点，抓紧修订完善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和稀土行业标准。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已经出台的行业准入条件，加强对生产企业执行准入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实施定期公布、动态管理，同时接受社会的支持和监督。
（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充分利用国家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加大地方配套资金投入，根据各地原材料工业特点，着力向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重点产业基地倾斜。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信贷资金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优先支持符合结构调整方向和重点的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筹集资金。扩大社会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产业整合，推动结构调整工作。
（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技术进步
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对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依托重点原材料工业基地，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形成区域创新联盟，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创新平台。大力开发影响行业技术进步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快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七）开辟多元化资源渠道，提高资源保障能力
加强对中部地区重点矿产资源的保护，充分发挥稀有金属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合理规划资源开发规模，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矿产资源能源优先向产业基地和重点企业配置，制止无照开采和违章经营。加大短缺资源的地质勘探力度，增加资源储量。积极树立“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一盘棋概念，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拓展国际化经营，建立长期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不断完善国内原材料资源和产品的收储制度。
（八）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发挥信息引导作用
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和协会，建立信息联合发布制度，加强行业统计、市场行情、技术动态、产业预警等信息交流，为企业经营和行业管理提供有力支撑。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行业发展、加强行业自律、提供咨询服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