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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案中相关责任主体问题探讨

王政


　　在汽车等交通工具日益大众化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交通事故在随机的发生。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占据相当的权重比例。然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这一大众化的问题却在司法实践中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观点不一、争执不休。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法院立案部门经常以“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对”为由拒绝受案；另外，即便立案部门不限制，审判人员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随意决定责任主体的义务有无和大小。针对此种现状，本文不缀浅陋，希望能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相关责任主体做一下探讨，以引起立法、执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肇事司机和肇事单位的责任问题

　　关于肇事司机（或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大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因为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让司机或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一方当事人理所当然。然而，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能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往往是其在履行职务，是受雇于他人或某一单位；另外，在某些交通事故案中，司机或驾驶人员也会因事故受到伤害，往往也是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也应因雇佣或劳动关系而得到赔偿。故在此类交通事故中，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聘用人员或聘用单位直接承担，而不应该由肇事司机或驾驶人承担（当然，肇事司机或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外）。但是，在诉讼中，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合理进行分配，司机或驾驶人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如果司机或驾驶人不能证明存在雇佣关系的，其仍然主要承担或与其他责任主体一起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车辆所有人（或车主）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驾驶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是不会产生争议的；如果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对于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对车辆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却往往产生争议。依据我国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车辆所有人责任为垫付责任。现该办法废止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辆所有人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明显属于立法的空白。目前，关于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经典解释是：机动车本身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车主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对车辆承担一种监督管理职责。对车辆不在自己控制时，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车主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将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借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表明其本身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肇事者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了受害人物质和人身受到损害，因此车主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在交通事故当中大部分开车的司机没有赔偿能力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平原则，要求车主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法理。但是民事赔偿责任毕竟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车主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往往并没有违法或过错行为存在，如果一味要求车主按“无过错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往往有失公正，至少法律对车主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规定车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人们认识的分歧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尽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肇事中的救助费用垫付和支付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让受害者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在以下这个案例中已经有所反映。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的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报道《肇事车主不知去向受害家属无钱救治一保险公司被裁定先支付费用》的内容是，江苏省太仓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在肇事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直接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这篇报道反映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１、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有直接请求权？２、保险公司应怎样先予支付抢救费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受害人状告保险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怎样定？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是以侵权为基础，加害人（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以往就有法院以受害人不具备诉权的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在法律没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是否合适？笔者建议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如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这里的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在受害人死亡的时候为受害人的继承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降低受害人索赔的成本，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现代社会立法、司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针对第二个问题，怎样保证保险公司快速支付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在被告上法庭之后经法院裁定先予支付救助费用的情况下，才向受害人支付抢救费用的现象，这样一来，立法的目的虽好，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对此，笔者建议，是否可以由保监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程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向加害人（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以及如果没有及时赔偿对保险公司有怎样的处罚措施等等，只有对保险公司的权、责、利加以明确，才能保证这项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致于走样变形。

四、关于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

　　作为职业的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或救助不仅应体现在医疗道义上，更应该体现为一种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得出下列结论：１、该法赋予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２、该法对医疗机构因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而支出的（或者拟支出的）费用给予了相应的保障。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机构的不作为制定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医疗机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的抢救是一种法定义务。医疗机构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受伤人员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五、关于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之内容，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进行分类的，基本上一个案件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受损权益争执提起诉讼时，在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时，立案审查人员往往以法律关系不明确或案由不统一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要求起诉人必须减去某些被诉主体和相关利害第三人后才肯立案。这样无疑就会给当事人纠纷解决带来了讼累，使本该一案就能解决的纠纷必须拆散成多个案件纠纷才能解决。就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以产生多重法律关系，比如肇事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肇事者或受害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劳动或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救护义务人之间的类似侵权法律关系、受害或肇事车辆与车上乘客或货物主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等等。无疑这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使得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律解决变得异常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或责任承担。
　　当然，从司法审判角度讲，一个案件如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只涉及原被告双方法律主体的话是最容易审理清楚的。但是，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因一个事件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成多个案件予以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另从受害人权益救助讲，一个案件中如不能尽量把所有相关当事人追加上，自然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实现和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权益的平衡。
　　从立法的角度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也就是说，从民事诉讼立法本意讲，也并非一次诉讼只能解决一种法律关系的纠纷，关键是看各种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紧密型。司法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纠纷一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具体案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量存在受害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一并列入被告进行诉讼的案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法院在受理交通肇事案时，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应放宽要求，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应仅限定在同一法律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受害人在选择直接侵权责任人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时，有权直接选择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案件相关利害人一并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借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诉讼主体不对而进行排斥。对于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定性为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当，而不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或原告。

　　总之，交通肇事案件每天都在发生，其间所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和解决途径也并非本文所全部囊括的，希望大家能在司法实践中共同探讨，不断提出真知卓见。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正当程序的适用及其宪政意义

王胜宇


　　一、正当程序的适用
　　在国内外学者以及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通常按照保障方式的不同，将正当程序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和实质性正当程序。程序性正当程序，也就是正当程序最初的涵义，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它的含义是：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即专注于政府政策执行的程序和方法，保证政府施加管制或惩罚的过程的公正性。
　　而实质性正当程序，依据大法官菲尔德的观点，指的就是每个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中，包含一项受实质性正当程序保护的权利，即在对这项权利进行法律程序的规范和限制时，除非对所有人都一样，这项权利将不受到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无论是程序性正当程序还是实质性正当程序，在具体适用时都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前面已经探讨过，最初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就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起源于自然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案件中担任法官；二是法官在制作裁判书时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给予所有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以充分陈述的机会。那么，程序性正当程序在早期自然也就遵循这两个基本要求。然而，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第一，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第二，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在这之后美国的戈尔丁又提出了正当程序应具备的三大方面九项原则，即第一，中立性。包括(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含有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第二，劝导性。包括：(4)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论证；(6)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提取一方的意见；(7)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响。第三，解决。(8)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根据；(9)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而在日本的谷口安平则认为程序公正的基本因素有：参与、可信、尊重和中立等等。
那么，根据这些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正当程序对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的保障则体现在各个不同的法律领域：
　　1.在刑事程序上的适用。 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为确保被告人免受警察不当行为的侵害，免受检察官滥用权力行为的侵害，确保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被告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争议和冲突，美国法院采取了对抗制的形式。然而，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在地位和对抗能力上是很难达到平等的，所以，正当法律程序就成为了刑事诉讼中维护被告人尊严、隐私、自由不受无理侵犯以及确保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和对抗能力上平等的重要手段。
　　对此，许多美国学者都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所包含的程序内容视为正当程序的法律要求，它可以包括保证被告人程序权利的一切规定：诸如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受两次生命或身体危险的权利；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被告知控告性质和理由的权利；以强制手段取得于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权利；与对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不得被课以过多保释金和过重罚金的权利；不得被施以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等。
　　此外，非法逮捕，刑法条文的意义含糊不明、控告的罪名不明确、剥夺被告答辩自卫的机会，也被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在具体适用的情况中，审判前阶段、审判阶段以及审判后阶段的执行阶段被告人都享有不同程度的正当程序的保障。
　　总之，在美国长期的司法活动中，正当法律程序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抗式的重要特色。
　　2.在行政程序上的适用。 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在行政立法时，应明确规定非法或被禁止的行为，同时必须符合宪法的要求。但大部分场合行政机关将自己的规则和规章作为审查其行政职能的标准，因此，正当法律程序对行政机构行动的司法审查则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首先，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就是一项很好的保障。美国的《行政程序法》第四节就规定，制定规则的听取意见必须公布，以便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参加机会。这是因为，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能主要是针对个人制定规则并将其适用，而当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涉及到个人权利的影响时，正当程序就要提供必要的保护。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就是正当程序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体现。而且，宪法要求的听证是指公平的听证，在至少是当前一般水平公正的法庭之前举行。不仅必须有提供证据的机会，而且要知道反对方的主张和会见他们。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条修正案不要求在每个可能的政府侵害个人利益的案件中都有一个审判式的听证。对于听证的形式，法院在不同的判例中又不同的解释。
　　其次，正当程度在对行政机构裁决的事实方面的审查时，也采用了较低的证明标准。这种证明标准既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标准，也低于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该标准要求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资料必须使法官或陪审团确信其存在或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或不存在的可能性，也即信其有的可能性大于信其无的可能性。这一较低的审查标准对于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给予了很大的范围和空间。
　　最后，正当程序对行政程序的审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就军事法院和军事委员会的程序受正当程序审查的限度问题就存在分歧。但最高法院还是更倾向于对军事事项作有限审查，在涉及军事法庭或者战时法院是否对每一个申请人的主张都做了公平的考虑时，认为属于军事法院司法权之内的行为是不可审查的。
　　3.在民事程序上的适用。正当程序权利的保障体现于民事程序中，也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体现如下：　
　　①陪审团制度 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规定：“普通法方面的诉讼，其争讼的价值超过20美元者，有享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凡经陪审团审理的事实，除非依照普通法的规定，不得在合众国的任何法院再加审理。”这一规定是联邦民事诉讼中陪审团参加庭审的最直接的宪法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据此规定：“美国宪法第七条修正案赋子当事人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或美国其他制定法赋予当事人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根据第七条修正案的规定，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范围必须是依照普通法的诉讼请求。宪法的这一规定表明，陪审团审判并不是所有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所平等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确定当事人是否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时，首先需要确定其诉讼请求是属于普通法还是属于衡平法，还要考虑两个因素，包括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愿。
　　陪审团制度不仅体现了正当程序在民事程序中的保障，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即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的实质。
　　②管辖权问题 除陪审团制度以外，有关正当程序对“法院须对特定的财产或特定的当事人具有使其承担责任的权力”这一要求，管辖权问题也是民事诉讼中正当程序保障的重要方面。就这个要求，法院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需要符合“最低限度联系”，这是最高法院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中所确立，并随之成为正当程序要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最低限度联系要求也就是正当程序要求。在这里，最低限度联系是指被告有目的的针对法院所在地州实施了某种行为，在被告与所在地州无实际的最低限度联系的情况下法院对被告行使管辖权，就违背了正当程序要求。
　　③听审机会 听审机会也是正当程序要求保障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基本部分。与美国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特征，使当事人需要在陪审团或法官面前提供证据、陈述理由、与对方当事人充分对质和辩论以达到揭示事实、定纷止争的目标。各州的民事诉讼立法都明确给予被告答辩权、证据开示权、参加庭审权等以切实保障被告听审的机会。
　　二、正当程序的宪政意义
　　从正当程序在不同法律领域的适用之中，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宪政意义：
　　首先，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了以程序制约权力的原则，即不论何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原则之下，美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与之相应的公民权利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有人说，美国的正当程序已经成为“各种人权的守护者”。因此，正当程序是实现对政府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途径。
　　其次，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法维持稳定性的保证，也是其宪政发展的途径和动力。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宪法中虽然只有两条条文，但是却增强了宪法的权威，尤其是在其司法适用中，不断的演绎，发展和完善，使得美国宪法在保证其基本条文不变的前提下，成为一部“活的宪法”。也就是说，美国宪法中旧的形式依然存在，而新的内容却在不断扩展。这对美国的宪政发展无疑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也是法治实现的保障。法治是静态的规范和动态的运作的有机结合。从静态的规范来说，法治所需的“良法”首先取决于正当的立法程序。从动态的运作来说，法治的“治”是法的运用与执行的程序问题。而法治的关键是治权，因此，正当的程序通过对政府行使权力时的制约，保障了法治的实现。正当程序不仅是建设法治的起点，也是法治运作的保障。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