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紧急避险制度在刑事立法层面的依据，但实践中如何认定行为是否符合紧急避险，往往存在理解的模糊性和适用的不确定性。
紧急避险作为排除犯罪的正当化事由，只有在充分理解其本质含义，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规定，并具体结合其构成要件，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正确的理解和使用。
一、避险起因：存在现实发生的危险
现实发生的危险是指法益处于客观存在的危险的威胁之中，或者说法益处于可能遭受具体损害的危险之中。 司法实践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现实发生的危险是否包括自招危险？自招危险是指由避险行为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招致的危险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应认定为刑法中的紧急避险，因为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所避免的危险必须不是因避险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引起的危险，作为排除犯罪的正当化事由，对于行为人避险这的人性本能应当予以宽容的态度。问题在于，行为人因故意乃至重大过失所招致的危险，其后果无论大小都由无任何过失的第三人承担，明显是不公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理由是紧急避险只针对偶然发生的危险，而不包括因行为人自身的故意或者过失所导致的危险。即“只有当合法权益遭受不能规则于自己的损害危险时，行为人才可以进行紧急避险”。 但从紧急避险的制度安排上看，我国刑法并没有将自招危险排除紧急避险的相关条款，且如果对此一味的否定紧急避险的成立，也不利于较大合法权益的保护，违背刑法的立法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认定为紧急避险。对于意图利用紧急状态而招来的危险时，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对于因偶然的事实而招来的危险，则需要通过对合法权益的比较、自招危险的情节、危险程度等因素进行认定是否构成紧急避险。
笔者原则上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认定紧急避险只须判断是否存在现实发生的危险，并不对危险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换言之，无论行为人是因故意还是过失的自招危险，都有认定紧急避险的可能。在重大合法权益面临威胁时，更应当允许紧急避险的行为存在。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了行为，但产生了超出预想的严重危险，出于保护较大权益的目的，可以认定为成立紧急避险。例如：张三在公园游玩，故意挑逗狮子，狮子被激怒而冲出铁笼追击张三，张三迫不得已踹烂旁边住户李四的房门，并躲入李四房间内。很明显张三的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但行为人出于不法目的而故意招致危险，并欲借此危险而损害第三者合法权益时，则否定紧急避险的成立。例如张三去李四家做客，意图破坏李四摆放在客厅中的名贵花瓶，于是故意挑逗李四家的宠物狗，宠物狗被激怒追击张三，张三佯装躲避，便将名贵花瓶撞倒摔碎。很明显，对于张三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二、避险时间:现实危险正在发生中
只有在危险现实发生时，才能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紧急避险行为。“危险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经发生或迫在眉睫并且尚未消除，其实质是法益正处于紧迫的威胁之中，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紧急避险是在存在现实的危险时实施，这里的现实危险是否包括可能受到发生危险状态的威胁？即可能存在危险状态但不存在现实的危险时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行为？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正在发生危险状态的威胁，不得已采取的避险行为，就是紧急避险”。 但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紧急避险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危险，单纯的面临危险的威胁时，如果并不能对法益产生现实的损害可能，那么行为人此时的行为在刑法上应评价为假想避险或避险不适时，这更符合刑法的解释原理和适用原则。
三、避险前提：不得已损害另一合法权益
不得已是指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时，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可以排除危险，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法益，才能保护面临危险的法益。司法实践中疑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不得已”，即怎样认定行为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不得已”。毋庸置疑，刑法之所以规定紧急避险并将其视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就在于紧急避险行为虽然也损害了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但实质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在认定行为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不得已，应立足于是否保护了更大的合法利益这一根本上来，同时司法人员应置身于当时的紧急状态下，客观的评价行为人能否以不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方式排除危险。如果当时的情形下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除危险，但其却采取了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方式，或者虽然行为人采取了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明显不能排除危险，这显然不符合“不得已”的标准。例如，李某是货车司机，一日其在道路上运输货物过程中，突遇前方道路塌陷，于是李某迅速将车辆左转，遂撞向了旁边的百货店，使得百货店损失惨重。我们在评价李某将车辆左转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得已”的行为时，应置身于当时的事发现场，全面思考李某除了将车辆左转外，是否有其他方法排除危险。如果没有，显然应认定其行为是“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如果当时李某可以及时刹车或者将车辆向右转，完全可以避免危险且不会侵犯其他权益，那么其车辆左转的行为俨然不属于“不得已”的行为。
四、避险意识：为了保护相等的或者更大的合法利益
避险意识是由避险认识和避险意志构成。避险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同时认识到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合法利益才能规避危险。避险意志，是指行为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并不具备避险认识，即没有认识到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或没有认识到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合法利益才能规避危险时，只是单纯的无意识的实施了避险的行为，且符合紧急避险的客观要件的，属于典型的“偶然避险”，从刑法的立法本意看，偶然避险也应属于紧急避险。如果行为人误认为存在现实危险而实施了所谓“避险”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且事实上不存在现实危险，则属于避险认识错误，应认定为“假想避险”，并结合其主观方面，可能是过失犯罪乃至间接故意犯罪。例如前例，李某在驾车运货途中，误以为前方道路塌方，遂将车辆左转致使百货店遭受损失，事实上前方并没有道路塌方的危险，此时便应认定李某行为属于“假想避险”，结合案件事实在分析李某是否能够预见、是否应当预见，来认定李某的主观罪过。当然如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则属于意外事件的范畴。
另外，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避险意志而实施了行为，即并非因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目的，也不能认定其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如故意引起危险后，以紧急避险为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应认定为故意犯罪。
五、避险限度：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如果按照这种观点，那么为了保护同等价值的权益而实施的避险行为便应认定为避险过当，并据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时，也可能超过了必要限度。例如，在发生森林火灾，为了防止火灾蔓延，不得已砍伐树木形成隔离带时，如果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只要有10米宽的隔离带即可，行为人却下令大量砍伐树木形成50米宽的隔离带。尽管所保护的森林面积远远大于所砍伐的森林面积，但不能认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不得已损害同等价值的利益时，也不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例如陈某携带祖传的玉石去朋友家中做客，途中在于劫匪打劫，陈某为避免玉石被劫走，便迅速将玉石隔着围墙扔进旁边的居民院子里，但将院子里主人养的名贵宠物犬砸死。设若玉石和宠物犬价值都是两万元，即价值相等，这时其行为也不能认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也不能否认陈某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充其量认为这种避险行为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其并没有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减少，并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由此，司法实践中只要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超过所避免的损害，且足以排除面临的危险，就应认定其超过必要限度。在衡量所保护的价值和避险侵犯的价值大小时，一般可以判读标准是：生命权大于健康权，健康权大于财产权，财产权之间进行价值大小比较。
需要考虑的是，能否通过避险行为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用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固然“生命是人生存的基础，是所有利益的根源，具有根本的不可侵犯性。人得生命不应作为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也不能作为维护他人生命的手段”。 但问题在于在行为人处于紧急状态下，在只有牺牲一个生命才能保全其他生命时，如果不允许实施避险，明显不能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也不符合紧急避险的立法初衷。实践中如行为人为保护自己或者亲友的生命，特别是多数人的生命，而不得已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应肯定其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行为，排除犯罪的成立。
六、避险对象：针对其他合法权益
紧急避险的对象不许是为保护的合法权益之外其他合法权益，这一点毋庸置疑。司法实践中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对反击动物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即对动物的袭击予以反击的行为究竟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还是正当防卫。一般而言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故对动物侵害的反击一般认定为紧急避险。但同时要注意区分，动物袭击可分为动物野性的本能袭击和受人有意驱使的袭击，如果行为人针对动物野性本能的袭击的反击，则属于明显的紧急避险，如果是动物受人驱使的袭击，则此时的动物应视作不法侵害人侵害他人的工具，对其反击应视作正当防卫即使是不法行为人驱使他人饲养的动物发动的袭击，也应如此认定，因为动物是不法侵害人自己所有，还是第三人所有并不影响反击行为性质的认定。
七、避险主体：一般的自然人
只要行为人符合紧急避险的客观要件，且为保护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均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主体。另外，刑法明确规定，为了避免本人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不能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对正在发生的危险负有特定职责的人，不能为了使自己避免这种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恰恰相反，其所谓的的“紧急避险”行为是一种放弃职守的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行为人“受强制的紧急避险”如何定性的问题。例如，绑架犯徐某绑架了张某的儿子，并要求张某抢劫附近银行的巨额现金，否则就杀害其儿子。张某为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而实施了抢劫银行的行为。此时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紧急避险？有观点认为张某的抢劫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理由是如果认为其属于紧急避险，则其行为属于合法行为，那么银行职员便不能对行为人张某实施正当防卫，而银行职员并没有忍受张某抢劫的义务。且绑架犯徐某意图通过张某的行为实现自己的抢劫意图，故可以认为张某分担了徐某的行为，所以不应单纯的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此时的行为人张某除了实施抢劫外，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排除儿子遭受杀害的现实危险，换句话说，行为人张某的抢劫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银行职员若对张某反击，则属于对抢劫犯徐某的不法侵害的紧急避险。
注释
1 张明楷：《刑法学》2007年8月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89页。
2 谢伟雄：“自招危险的紧急避险适用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3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42页。
4 张明楷：《刑法学》2007年8月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91页。
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政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马鞍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政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马政[2007]2号)《2007年第3号》
当涂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马鞍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政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11月2日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八日
马鞍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政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保证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规范有序进行，促进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安徽省关于违反建筑市场管理法律法规行政处分规定（试行）》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需要追究责任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建设单位、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相关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授意或者强令审批机关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或者指使、纵容下级违法建设的；
（二）授意选择或者指定工程承包单位，影响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
（三）为有亲属关系的人员承包工程或者材料供应提供方便的；
（四）指定使用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五）违反规定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六）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截留、挪用财政资金，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
（七）其他违反相关规定干预工程建设活动的。
第四条 对政府投资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履行职责。违反本条规定的，主管单位应依据有关规定责令其纠正；拒不纠正的，应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责任。
（一）市发展改革委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未按基本建设程序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的；
2．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批准项目概算的；
3．未按基本建设程序批准概算调整的。
（二）建设、规划、国土等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越权、滥用职权以及违反规定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许可证照，或者故意刁难、拖延办理，影响工程建设的；
2．违反规定自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擅自减免应当缴纳的工程建设有关税费的；
3．未按规定及时制止、纠正、查处工程监理合同备案、监理人员资质及人员变更、签证不实或不及时等问题的；
4．未按有关规定及时制止、纠正、查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存在的问题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市财政局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未按规定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核，导致不良后果的；
2．未按规定审查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
3．未履行项目建设资金监管职责，造成财政资金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导致财政资金损失浪费的。
（四）市审计局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或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的；
2．隐瞒被审计单位财经违法违纪行为的，或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或案件线索不报告、不移交的；
3．未按规定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的，审计工程造价结果显失公正的，出具虚假报告或出现重大报告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
4．未按规定办理竣工决算审计，造成建设资金不能结算和决算的，或未严格审计项目概算的执行情况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
（五）市招投标办公室、市工程建设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未按规定监督检查或接受备案审查招投标有关文件资料，导致不符合招标条件的项目在工程交易中心进行交易，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交易活动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未能及时有效制止、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
3．工作人员违反招投标交易操作程序、规则或者故意泄露交易秘密、干预招投标活动的；
4．未能公正处理和解决招投标交易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争议、投诉的。
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设立的专业招投标管理机构和其他具有招投标管理职能的机构以及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参照本条执行。
（六）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1．不按规定组织项目估算评审的；
2．干预项目招标投标的；
3．不履行监管职能，导致项目建设工期、质量出现问题或建设资金流失的。
（七）依照本办法负有对责任追究对象实施处分职责的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拖延不作处分的，或对需要由其他部门处理或处罚的问题，不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情况并移送相关资料的。
第五条 建设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责任：
（一）未按规定进行项目设计、偏出项目估算、概算进行报批的，或不按规定程序进行项目申报审批、不按规定组织项目变更审批、不按规定执行项目建设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的；
（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设备等应当招标而未招标，或应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交易而违反规定私自在场外交易的，或将工程肢解发包的；
（三）违反规定，擅自指标、虚假招标，与投标者相互串通、泄露标底的，或限定发包单位将招标的建筑工程发包给指定的单位承包，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
（四）定标后，无正当理由拒绝发放中标通知书，或者改变招标文件实质内容签订合同造成政府资金损失的；
（五）未按规定程序办理工程建设有关手续、许可证照擅自开工建设，或者采用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有关手续、许可证照的；
（六）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增加或者变更使用功能，造成项目建设超概算的；
（七）违反规定转移、侵占、挪用建设资金或者骗取政府建设资金的；
（八）未按规定及时制止、纠正或向有关部门反映工程监理单位人员资质及变更、签证不实或不及时等违法违规问题，或现场工作人员参与虚假签证的；
（九）对工程设计、施工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制止、不纠正，造成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或项目建设资金流失的；
（十）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合同，造成经济损失的，或未严格执行合同，不按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审计，导致建设资金多付、不能及时拨付，造成政府投资损失、影响社会稳定的；
（十一）工程竣工验收后，不按规定及时整理建设项目资料，或资料缺失，阻碍、拖延审计或不能审计的，或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十二）发现施工承包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未及时制止或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的。
第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给予以下责任追究：
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通报批评或责令写出书面检查，并限期整改；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撤职、开除处分。
符合责任追究情形、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或者给国家、集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除追究责任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第七条 各相关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政府投资项目监督管理等公务活动中，有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以及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行为的，或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的，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党纪政纪的规定处理。
第八条 凡违反本办法需要给予责任追究的，由主管单位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调查核实取证；
（二）作出处理决定；
（三）送达受处分的单位或人员；
（四）报市监察局备案。
市监察局可以根据需要，依照前款程序对性质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责任追究；
（一）在规定的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减轻损害的；
（二）检举、揭发其他单位或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行为，查证属实的。
第十条 被处分人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