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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华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票据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成立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一般认为，票据行为的成立，至少应具备3个形式要件，即票据记载、票据签章、票据交付，[1]而票据签章则“为各种票据行为之共同方式，且属绝对不可欠缺”之形式要件。[2]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1款规定：出票人签发票据，应当在票据上签章；第7条第1款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基于前述法律规定，票据签章遂成为法定之要件。综观世界各国票据法，均以不同形式规定了票据签章这一要件。不过，对于作为票据签章形式之一的签名，我国《票据法》则与大多数国家票据法的规定不同，另有独特之规定，这就是《票据法》第7条第3款规定：“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这一本名签名的规定是否得当，应该说是颇有疑问的。

一、《票据法》本名签名规定的疑惑

如前所述，在我国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第7条第3款中，明确规定了票据上之签名应为签名当事人之本名，这就是所谓的本名签名规则。这一规定究竟源自何方，亦即这一规则究竟何所本而出，究竟何所为而出，颇为耐人寻味。

实际上，在1995年《票据法》制定施行之前，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虽然存在着汇票、本票和支票，但并无票据法的规定，其流通使用完全遵循中国人民银行的结算办法规定。应该说，此前所存在的票据并不是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而仅仅是银行结算办法上的票据。不过，即便如此，在作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使用规则的银行结算办法上，也并无任何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定。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以地方性法规先行试行的票据立法——1988年《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开创了票据的新时代。其第10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指签名或盖章，或签名加盖章”。这正是此后的《票据法》第7条签章规定的原型。不过，在该条中并无后来的《票据法》本名签名的规定。显然，现行《票据法》本名签名的规定，并非来源于先行试行的《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

在现行《票据法》通过之前，在1994年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第6条为票据签章规定，其中仅拟定了两款条文，第1款为“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第2款为法人签章的规定。但是，在将前述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票据法》中，将前述草案中拟定的第6条改为第7条，且在前述的两款条文之后，增加了第3款即“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的规定。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立法说明”中，对之所以增加该款规定之原委，亦未给出明确的说明。[3]

《票据法》第7条第3款规定了票据签名应为该当事人的本名，可以说由此而创立了我国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则，但在该法条中并未明确何为本名；1997年6月制定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对本名进行了明确界定，其中第16条规定：“票据法所称‘本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的姓名”。此后，在199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1条中，也作出了“个人在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应为该个人本名的签名或盖章”的规定。通过从《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到《支付结算办法》的逐层规定，遂使票据本名签名成为一项不可动摇的法定规则。

然而，综观当今世界上各国票据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之规定，并无如同我国《票据法》那样的严格的本名签名规定。在通常情况下，不仅不要求以本名签名，甚至还明确规定以非本名签名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例如，《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第33条第2款规定：“非以本名在票据上签名的人，与以其本名在票据上签名负同一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401条第2款则规定：“在票据上使用任何名称，包括商业名称或虚构名称，均可构成签名；作为书写签名之替代的任何文字或标记，亦可构成签名。”《英国票据法》第23条也规定：“某人以其商号名称或虚构之名在汇票上签名，签名人应对汇票负责，如同其以本人名义在汇票上签名者。”在《日内瓦汇票本票统一法公约》中，虽然仅规定票据须由出票人签名，而未明确规定该签名无须为当事人之本名，但在属于日内瓦统一票据法体系的国家如日本等国，均在票据法的解释或者判例中明确表明，“出票人的签名不限于官方登记上的名称（户籍上的名称及商业登记簿上的商号），通称、雅号、艺名、笔名等均可”。[4]显然，其他国家的票据法有关票据签名的规定，与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大相径庭。

在我国《票据法》制定了本名签名规定之后，权威部门、实务部门以及学界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反应。对于国外票据法与我国票据法在本名签名规定上的显著差别，人们是不难发现的，而对于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委，也有着大体上相同的解释。比较通行的解释认为，国外票据法的签名规定乃属“典型的签名自由主义”，容易造成签名难以识别的危险；而我国票据法的签名规定“采取严格形式主义”，其目的在于保证真实性而易于辨认，从而有利于保障票据的流通性，防止个别坏人利用签名来骗取他人钱财，如果不作如此规定，则可能造成混乱，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5]这些肯定票据本名签名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必需”：采用本名签名为保障真实性所必需；采用本名签名为保护票据流通所必需；采用本名签名为防止票据秩序混乱所必需；采用本名签名为防止票据诈骗犯罪所必需。

对于我国《票据法》本名签名规定所做的前述各种阐释，已经为国人所接受，《票据法》制定实施近16年来，虽然对其中的若干条款规定很多人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不同见解，但对于本名签名规定却鲜有不同观点。仅在《票据法》施行之初，有人对《票据法》本名签名的规定提出了如下的理解，认为“票据上的自然人签章我国票据法第7条规定得比较灵活，……签名所用的名称法律并未规定必须和户籍或身份证上的名字相一致，只要求为当事人的本名即可，即只需证明是签名者本人即可。所以签章者签以通称、别名、艺名、雅号都具有票据上签名的效力”。[6]但随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本名与别名、艺名、雅号、笔名等相区别”而不能等同，“可以任意用别名、艺名等，显然与法不合”，“不应另作学理上的扩大解释”。[7]实际上，前一观点的症结所在，乃是其对“本名”的理解有误，这在1997年《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对本名做出明确界定之后，即已不成问题。虽然如此，但笔者对于我国《票据法》本名签名之规定，究竟是否真正属于人们认为的那些“所必需”，仍心存诸多疑惑，必欲质而明之；时至今日，在《票据法》的修改已经迫在眉睫之时，对本名签名规定所涉及的诸多理论及实践问题加以厘清，最终实现本名签名规定的修改，已属特别必要。

二、本名签名与票据流通保障

本名签名是否能够起到保障票据流通的作用，是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实际上，票据流通保障的实质乃在于票据安全的保障，如果票据安全的保障能够得以实现，票据流通的保障也就实现了；换言之，当着人们对于票据权利的取得、转移和行使等诸环节，都有着充分的把握而无后顾之忧时，票据当然也就会毫无障碍地流通起来。

在民事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保障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原则，这就是静态保护原则与动态保护原则。前者的着眼点是真实权利人的保护或者财产归属利益的保护，而后者的着眼点则是交易相对方的保护或者财产流转利益的保护。[8]作为一般私法规范的民法，可以说是以静态安全保护为原则，而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票据法，则是以动态安全保护为原则的。票据法上诸多的技术性制度设计，无不体现这样一个宗旨，即将保护的重心放在交易的相对方即票据权利人一方，而不是票据义务人一方。例如票据的无因证券性或者抗辩切断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典型表现。根据这一制度规定，即使出票人在交易关系已经解除、完全没有对其所签发之票据承担付款义务的必要时，仍必须向无直接原因关系上抗辩事由的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惟有如此，才能使交易相对方放心地取得或者受让票据。这就是票据安全保障，也可以说就是票据流通保障。

在本名签名的规定之下，非以本名签名时，则可能导致行为人所为之票据行为无效的后果，《票据法》第7条第3款虽然没有直接规定非以本名签名时票据行为无效，但《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无效。由于票据行为属于单方法律行为，行为人完成票据行为的结果，是发生了行为人的票据义务，同时也发生了相对方亦即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基于票据行为的这一特性，在行为人未依本名签名的法律规定为票据行为、从而导致票据无效时，其直接的后果当然是不发生任何票据上的权利义务，亦即不发生行为人的票据义务，同时也不发生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这样一来，对于票据行为人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为可以由此完全摆脱票据义务而无须付款；但对于作为票据权利人的持票人来说则是相当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将完全丧失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而不能取得付款。

分析行为人为非本名签名的情节，应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行为人本意并无以非本名签名的意思，而因一时失误或者其他某种原因而致以非本名签名；第二种情况，行为人有意以非本名签名，从而实现其规避法律、不承担票据义务的不正当图谋。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自身并无不承担票据义务的意思，作为票据权利人的持票人也本应取得票据金额的支付，但如果适用非本名签名票据无效的规则，则由法律强行改变了行为人自身本来的意思，使其不能依自己的意志履行票据义务，同时也使持票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取得付款。尽管在此种情况下，持票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而从行为人处获得支付，行为人也不会主张特别的抗辩，但在实际上对于票据当事人双方来说，都会产生相当的麻烦，而使票据的流通使用遭遇障碍。在第二种情况下，行为人在进行票据签名时，即明知以非本名签名将导致票据无效、持票人无法取得票据金额支付的后果，但这正是行为人内心所追求的结果，非本名签名票据无效的规则，恰恰成为行为人规避法律、逃脱票据义务的工具。这种情况几乎是屡见不鲜的。[9]而对于持票人来说，则将可能由此而遭受相当的利益损害。至于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不使用本名签名，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后段的规定，虽然不能导致票据无效，但仍可导致各行为人自身签名无效的后果，由此而使得其摆脱票据义务，同样造成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的损害。应该说，本名签名规定的这种结果，未必就是在《票据法》立法时制定本条规定的初衷。

由前述分析可知，《票据法》本名签名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对票据权利人来说都只能是带来票据权利的损害，而对于票据义务人来说都必然带来票据义务的解脱。如此一来，对于票据权利人来说，对于他所持有的票据，票据法并没有给与应有的安全保障；而对于票据义务人来说，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心所欲地选择使用非本名签名，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必履行票据付款义务的有利地位。尽管《票据法》第102条规定了对于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票据权利人来说，这即便是一种法律救济，也实在是过于遥远的法律救济。于是，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拒绝接受票据而远离其害，票据的流通使用当然就要受到障碍。相比之下，国外票据法实行的票据签名不限于本名的规定，是颇有道理的，无论何种情况，只要能够证明该签名为行为人所为之签名，即与行为人以本名签名具有同一效力，行为人必须承担票据义务。这才是给与了票据流通使用以最充分的法律上的保障。

三、本名签名与严格形式主义

票据是严格的要式证券，具有严格的要式性特征，此自无疑义。票据的严格要式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票据上所有应记载之事项，均由法律规定，必须依法律之规定进行票据上各项记载，法律规定的记载事项欠缺时，票据即为无效；第二，票据上已存在之记载，在其已满足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时，即使该记载事项与真实内容不符，票据债务人亦不得已其非真实而主张免除自己的票据债务。[10]在这一意义上说，票据法所采取的原则乃是严格形式主义的，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换言之，票据法的原则乃是主张形式真实而非实质真实，只要票据在外观形式上具备票据要件，即承认票据行为之效力，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票据外观解释原则。

有人主张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所遵循的是严格形式主义，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实际上，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则并不符合前述的基于票据严格要式性而形成的严格形式主义原则的要求。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75条、第84条分别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记载事项，这就是法定的票据出票的形式要件，法律明确规定欠缺其中的形式要件之一时，则相应的票据无效。在诸种形式要件中，均包括了票据签章这一要件。按照严格形式主义原则，只要票据上具备票据签章，则该票据即为有效。但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所表明的乃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按照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上已具备票据签章这一形式要件，而如果该票据签章在实质上并非本名签名，则该票据仍然可能无效。因而，可以说票据本名签名规则并未遵循严格形式主义原则，而是遵循严格实质主义原则。与此相对地，前文所述的国外票据法上关于票据签名不限于本名签名的规定，才是完全遵循了严格形式主义原则。

之所以赋予票据以严格要式性特征，在票据法上实行严格形式主义原则，其根本目的则在于确保票据的流通性与支付的切实性。体现严格要式性特征的一系列票据规则和制度，无不明显表现出更多地有利于票据权利人而不利于票据义务人，从而使票据义务人在票据关系中处于比其他一般债务人更为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票据严格。[11]当然，在票据法上对于票据义务人也并非完全不能免责，但关于票据义务人免责的规定通常表现为实质主义的规定，例如《票据法》第6条关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的签章无效的规定，即为票据义务人免责的规定。当着某一行为人在票据上完成签章之后，其所为之票据行为即在形式上成立，从而发生票据义务；但是，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在实质上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当然即得主张不承担票据义务。换言之，在前述情况下，首先发生的是行为人的票据行为在形式上已经成立，而后发生的是该行为人免除票据义务亦即抗辩，使票据义务人得以免责的实质主义规定，并不是通过否定票据行为在形式上的成立而达到其目的的。正因如此，《票据法》才能同时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仍不影响其他签章之效力。

应该说，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则与前述的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的规则同样，也应该属于实质主义的规定，而且在事实上也属于行为人免责的规定。因为依《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的规定，非本名签名也将导致票据无效，行为人由此即可获得免责。因而，尽管确认了票据本名签名规则不属于严格形式主义的规定，而属于实质主义的规定，但仍然存在着一个特别的问题，这就是这一实质主义的规定，是否与前述的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无效的规定同样，其自身也具有合理性。而判断票据法上的某项实质主义的规定是否合理，其所涉及的深层问题，乃是依该项实质主义规定而获得免责的票据行为人，是否值得给与免责的保护。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签章，之所以能够在《票据法》上获得签章无效的免责保护，乃是基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民法的法律行为规定上，即已获得得主张其所为行为无效、从而免除由其行为而发生的一切义务的免责待遇，作为民法特别法的票据法，当然也必须按照民法的一般规则，给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以特别的保护。实际上，对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给与特别保护，乃是世界上所有现代国家通行的制度。与此相应地，需要考虑的是，在基于票据本名签名规定而获得免责保护的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是否值得保护。如前文所述，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之所以以非本名签名，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本意不想以非本名签名、因疏忽或者其他特别原因而致以非本名签名，其二是故意以非本名签名、意图摆脱票据义务或者实现其他不正当之目的。很显然，无论属于前述的何种情况，以非本名签名的票据行为人都没有获得票据法上的免责保护的充足理由，特别是后一种情况，甚至是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绝对不能给与其免责的不正当行为。国外票据法上关于以非本名签名与本名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规定，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特别限制的理念。相比之下，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定，显然是对本不应当给与保护的行为人给与了特别保护，应该说是不适当的。

四、本名签名与金融实名制

主张票据本名签名的最充分的理由之一，就是票据本名签名具有真实性，可以避免由于随意签写别名、艺名、笔名等非本名而造成的混乱以及难以识别的危险，同时也可以防止个别坏人利用签名来欺骗他人。[12]应该说，这一主张票据本名签名的理由确实是相当充分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从实行存款实名制开始，努力向着实行金融实名制过渡，逐渐做到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任何账户时均使用实名、所有的金融交易均使用真实姓名并记录在案，[13]这使得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2000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5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使用的姓名”，而这与1997年6月公布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6条对票据签章中的本名的界定几乎一字不差。因而，《票据法》关于票据本名签名的规定，俨然成为金融实名制的先声，坚持票据本名签名的要求似乎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票据本名签名规则与金融实名制，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二者无论是在自身性质、宗旨目的还是在实际作用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二者在自身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票据本名签名规则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是义务人，其使用本名签名的行为，乃是为自己创设了票据义务亦即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与此相对地，金融实名制所涉及的行为主体，在通常情况下都应该是一项财产权的权利人，例如使用实名设立存款帐户的存款人、使用实名进行股票交易的股票持有人等等，即使是金融实名制所涉及的行为主体在某项具体的金融交易中成为应履行债务的义务人，该项义务也不是因其使用实名而发生的义务，充其量不过是承担了将其实名项下所享有的权利，依相对方的请求而作必要处分的义务。作为实行金融实名制的目的，在于实时掌控金融交易行为人所为之行为，维护金融交易活动的正常秩序；而实行票据本名签名规则的目的，并不在于实时掌控票据行为人的票据活动，同时也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通过这一规则的适用而实现这一目的。通过实行金融实名制，可以实现反腐败、反洗钱、反逃税等当今社会反映强烈的大众诉求，其作用是显著的，这从韩国、新加坡等许多已经开始实行金融实名制的国家可以得到验证；[14]而票据本名签名规则的作用，乃在于对票据义务人的确认并由此而责成其完成票据金额的支付。一言以蔽之：票据本名签名所涉及的问题乃是当事人的义务问题，而金融实名制所涉及的问题则是当事人的权利问题，不能仅从二者的外观表象上妄下断语，把票据本名签名规则归入金融实名制的范畴而加以肯定。

票据本名签名规则与金融实名制二者也有着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要求行为人姓名真实，通过这一真实性的要求，实现行为人的唯一性确认。但就票据签名而言，实际上并不要求对行为人进行此种基于真实性而成立的唯一性的确认，而只要求对票据上之签名确为行为人所为一事进行确认，因为票据签名确认的目的在于确定票据付款的义务人，而不是确定取得票据付款的权利人。这也就是国外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签名不限于本名签名的根本原因。对此，日本学者给出了如下的明确解说：“票据签名本身乃属一种事实行为，签名所使用的名称实际上应表示何人，是应由事实确定之事，而非票据解释的问题”。[15]国内实务界和学界实际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有人也早已明确提出：在票据上“所签的名或姓是否系该人所签，发生争议时，应属于举证责任问题”。[16]质言之，票据签名并不是要让他人易于识别辨认其上之签名究竟为何人之签名，而是要通过票据签名来确认究竟是何人做出此签名，而被确认做出此票据签名之人，当然要承担票据义务。因而，所谓票据本名签名能够使他人易于识别辨认、由此来唯一确认何人为票据义务人这一认识，是大有偏颇的。
“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

作者：谢佑平 来源：沪,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605

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控诉机关的权力强大，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使用灵活，限制极少；被告人在侦、控阶段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不允许延请律师帮助，没有保持沉默权；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关系过份紧密，使控审关系界限不清，抑制了辩护权能作用的发挥，等等。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变革，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化”趋势。表现在：在侦查、控诉阶段，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权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削弱了侦控机关的权力，侦控权力的行使受到更多程序的限制；提高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传讯后，即可聘请律师予以帮助，被告人从被审查起诉时起，便可委托律师充当辩护人；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有足够证据的，可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判阶段，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举证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审判工作主要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展开，审判者的职权性作用淡化，仲裁性作用加强；等等。以上改革，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更加民主和科学。

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与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符，它既没有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完全承袭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一贯做法，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阶级利益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刑事诉讼模式中较为先进成果的产物。评价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是否科学，标准在于：其与所在社会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以及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模式有所不同，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或国度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有差异，究其原因，就在于阶级利益需要的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
一、刑事诉讼模式与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

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刑事诉讼模式影响着刑事诉讼效果，采取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模式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刑事诉讼模式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的社会中，是惩治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遏制犯罪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以国家主动追诉犯罪为内容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双重利益需要，要求刑事诉讼模式具有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模式，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要求。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相关

刑事诉讼，本质上说，是一种解决权益冲突，保护合法利益的活动。也可以说，刑事诉讼，是一个利益冲突、利益保护和利益分配的过程。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过程所涉及的利益因素不外乎三种：一是以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为内容的一般社会主体利益；二是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对象进入刑事诉讼过程的刑事被告人的利益；三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在诉讼中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并受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被害人的利益。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上述三种利益的倾斜和保护程度不同，即价值取向不同。如：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正当程序，表现出对第二和第三种利益的重视倾向；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强调司法机关的职权，追求实体真实，表现出对第一种利益的极大关注。在刑事诉讼活动涉及的利益机制中，刑事诉讼模式倾向、关注和选择哪种利益，归根结蒂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决定的。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力图建立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三种利益进行均衡保护，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保护无辜的规程可能会被犯罪分子滥用，因此，统治者必须在有效减少犯罪和广泛保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任何一方，都必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刑事诉讼模式的存在，都是这种“选择”后的结果。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注重被告人、被害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价值取向的天平上，“混合型”模式加重了保护个体权利的砝码，出现了“当事人化”内容。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刑事诉讼仍不失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符合我国政治哲学和政治需要。
（三）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各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诉讼模式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于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后果等。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弊端。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序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与越来越多的犯罪逃脱追究直接相关。目前，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美国也开始加强控制犯罪的司法措施，对某些过份有碍打击犯罪的权利保护程序作了修改和变通，美国国会通过的《犯罪综合控制法》扩大了侦查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并严格了保释条件。可见，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已向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虽然日本当时是在美军占领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诉讼模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法学家和司法界都一致肯定这种变化，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注意保护人权，比战前旧刑事诉讼程序好。”〔1〕另外，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可见，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影响。同样，我国将要施行的“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也是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长处的产物，旨在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需要。
（四）衡量刑事诉讼模式功能的主要标准，是其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

刑事诉讼活动是行使国家行罚权的活动。通过刑事诉讼，要达到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有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要判断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功能与价值，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圆满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否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及其适应的程度。例如：我国刑事诉讼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预防和减少犯罪。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我国固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任何照搬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或者不加区别地模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将造成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的差异的。
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演变的结果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由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到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诉讼，进而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诉讼模式的过程，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所引起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变革。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目中对神灵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度地惩治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便应运而生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辩论以及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仍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并且，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迥异。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与特定社会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更替和变迁。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归因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存在区别的。显著的差别表现在中国与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以及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实际上，这些差别是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以确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传统虽然经过了革命荡涤，但其痕迹仍依稀可见，表现在刑事司法中，职权主义仍为主要内容。而西方的传统法律注重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法律制度以权利为本位，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律师辩护、无罪推定，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可以说，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中的许多内容，如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借鉴和移植的。就西方诉讼模式内部来说，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制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在探究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借鉴和吸收他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原则和制度时，不可无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及其潜在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它可以使外来诉讼制度难以传入或者异化已经传入的外来诉讼制度。今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传入了许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建构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造和重构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及其文化土壤，使其与外来的诉讼原则和制度相协调。否则，字面上的法，将不可能转化为行为中的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注：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