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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则行政处罚案例所想到的

刘 君

N企业在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自2001年7月起大量生产假药，2003年4月经群众举报，H市药监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查处，该企业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在对该企业进行处罚时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73条还是74条，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生产假药应依据74条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该企业无《药品生产许可证》应依据73条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药品管理法》中的73条与74条是调整不同行为的两条法律依据，应当按违法行为的性质适用。73条着重强调的是“无证生产”应受处罚；74条则着重于“药品质量不合格”应受处罚。其次，通过对两个法条的比较可以发现：《药品管理法》73条对于违法行为要求予以取缔，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性评价，即不允许生产，而不论生产的药品是否合格。而74条中仅要求没收假药及违法所得，其实质针对的是药品本身，对当事人的生产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未予评价，容易让当事人产生误解，即其到处罚的原因是药品质量不合格，其生产行为还是合法的。当事人无法正确、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之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立法目的不符。再次，如果对本案可适用74条处罚，则面临着对无证生产劣药的行为亦可依75条给予最多3倍的罚款，显然使得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笔者以为，我国《药品管理法》74条、75条规定的生产假、劣药的主体只能是取得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合法企业。理由如下：一、《药品管理法》73条与74、75条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只存在有证和无证之分。任何无证擅自生产的行为都能够并且也应当依73条处罚，故此，实无再将74、75条认为包括有无证行为的必要。二、以74条为例：“生产、销售假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予以撤销，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本法条的结构分析：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这些行政处罚都只能是针对合法企业而言。对于生产、销售假药在本法条中只要求没收，而不对生产主体予以取缔，可见，立法者对生产假药的企业的主体资格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亦应如73条一样要求“依法予以取缔”。三、试举一例：某个人生产假药价值100元，生产劣药价值100元。若认为74、75条中包括无生产资质的企业并依此处罚，至多只能给予800元罚款（假药货值的5倍加上劣药货值的3倍），如依73条处罚则最多可给予1000元罚款（假劣药共同货值的5倍），可见，将74、75条中违法主体的扩大化有可能导致放纵违法行为的发生。四、《药品管理法》74、75条均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142条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包括自然人等未取得合法生产资格的主体，但刑法与行政法毕竟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将二者作简单、机械的类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药品管理法》74、75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劣药的主体应严格限定为有资质的合法企业，而不应作扩大解释，将非法企业或个人也纳入其中。以上拙见仅作引玉之砖，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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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虽然他人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行为人处理赃物的行为却因累计计算，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而易见，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在这里就会产生几个问题：一是犯罪所得的前提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一定要构成犯罪，二是再进一步，是否是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达到既遂标准，三是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违法所得是指罪犯因财产或经济犯罪而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对于不法占有人而言处于不法状态的财物是否是犯罪所得。三个问题汇集为一个核心问题，即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

　　二、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

　　关于犯罪所得与违法所得的关系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中“犯罪所得”应理解为“违法犯罪所得”，这样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不至于放纵一些罪该惩罚的犯罪分子。当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则应根据《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不以犯罪论处；在本案中，儿子年仅15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盗窃罪成立的主体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不能认定其父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应以民事法规或行政管理法规来对其进行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罪中，“犯罪所得”是指已经触犯刑法、并构成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即本罪的构成必须以存在由犯罪产生的犯罪所得为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掩饰、隐瞒的是“非犯罪”所得，则不构成本罪。在本案中，虽然儿子不构成盗窃罪，但其以非法手段盗得3万元的现金，属数额较大。父亲明知该现金是违法所得仍掩饰、隐藏，其行为违反《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对其进行处罚。

　　“刑事立法是将正义理念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形成刑法规范；刑事司法是将现实发生的事实与刑法规范相对应，从而形成刑事判决。作为解释者，心中当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惟此，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与合目的性。”其实，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成立本罪是否要求本罪的前提的本犯也要成立犯罪的问题。即，何为“犯罪所得”？

　　三、犯罪所得的认定

　　从字面上理解，犯罪所得就是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如常说的“赃物”、“赃款”，豪宅、高档轿车、珠宝，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如毁损他人名誉、损害他人的精神健康。从广义上说，无论是结果犯、行为犯、举动犯，还是危险犯，只要实施相关的犯罪行为，都会产生犯罪所得，这里的犯罪所得是指因实施犯罪所造成的侵害，给行为人带来的相对利益的减损或灭失，从狭义上说，犯罪所得，或称为犯罪行为所得之物，是指因实施犯罪行为所获得的物质性利益，即财物，或“犯罪行为所得之物，即行为人实施犯罪前原本存在，而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取得了该物”。

　　在理论界，通说认为，刑法把本罪犯罪对象规定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这里的本犯必须构成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这里的犯罪所得并不要求本犯构成犯罪。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所得不宜理解为犯罪行为所得，而应理解为用犯罪方法所获得。其理由是：一方面，把这里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理解为行为人必须明知与赃物有关的本犯已经达到犯罪程度，实在强人所难；另一方面，实践中往往有这种情况，有的案件行为人一次或者相加收购的被盗物品数额很大，但盗窃行为人未被及时查获，或每起盗窃行为人均因数额不足较大而不按犯罪处理。

　　笔者以为，从关于本罪的性质来看，我国《刑法》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为妨害司法的犯罪。所以，赃物罪使犯罪所违法形成的财产状态得以维持、存续，妨碍了公安、司法机关利用赃物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从而妨害了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作用，侵犯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另一方面，国家的司法作用包括追缴赃物，将其中一部分没收、一部分退还被害人。就后者而言，该罪侵犯了本犯被害人对自己财产的追求权，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因此，不能因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缺乏有责性，而放任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其次，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其中“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是修饰“行为”一词的，并不是指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人。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也宜理解为由违法犯罪行为得来的赃物，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有力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再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与本犯相关联的犯罪，本犯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公安、司法机关是否需要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因此，笔者并不否认其关联性，没有本罪就没有赃物罪，但本罪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更不能画等号。

　 四、小结

　　将此处的“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其积极意义有：一是增强了执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只要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客观上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达到了一定的数额标准或有其他危害情节，则可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定罪量刑。这样既保障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又减少了执法中的任意性。

　　二是保证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但使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纳入到刑法保护的范围，而且使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除假币、毒品、枪支、弹药等一般违禁品的情节严重行为也有法可依。

　　三是体现了刑法规范的严肃性。将“犯罪所得”理解为违法所得，不仅与刑法总则第六十四条关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表述相一致，更有意义的是，它还体现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和追缴违法所得的完整法益保护。

　　本文所谈及的犯罪所得是较为微观的司法认定问题，但它必须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加以阐释后，才能对司法认定起到引领作用，对正确适用法律，实现个案公正，实现量刑公正应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