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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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的通知
中宣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广电总局
中宣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环保总局、广电总局关于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的通知
2002-02-04
妇字〔2002〕5号
为了深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精神，按照公民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的要求，中宣部、全国妇联、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广播影视总局等6个部委决定共同在全国儿 童中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引导和帮助全国儿童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的一项具体实践活动。该计划以提高儿童道德素质为宗旨，重在培养儿童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宣传教育，倡导社会、学校、家庭都来重视儿童的道德建设；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增加儿童的理解和体验，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行为习惯，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做出贡献。
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全国儿童中大力倡导“爱国守 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广泛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宣传教育、实践创新和评选展示活动。推出“小公民”的社会道德“五小”行动，作为儿童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五小”即：
在家庭做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小帮手”；
在社会做热爱祖国、文明礼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小标兵”；
在学校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尊重他人、善于合作的“小伙伴”；
在社区和公共场所做爱护公物、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遵守秩序的“小卫士”；
在独处时做胸怀开阔、心理健康、勤奋自立、 勇于创新的“小主人”。
发动儿童查找自己和身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在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中，各地宣传、妇联、共青团、教育、环保、广播影视等有关部门要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切实把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
活动背景：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这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有三亿多儿童，加强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一些儿童中存在的不做家务、不善合作、不讲礼貌、不守秩序、不爱护环境、心理脆弱、自制力不强等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塑造儿童就是塑造未来，道德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国际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儿童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亟待解决。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落实《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全国儿童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是新世纪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活动宗旨：
本“计划”重在培养儿童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实施“计划”将使儿童在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环境中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在参与活动中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学做中国人，学做现代人，逐步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活动目标：
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我做合格‘小公民’”为主题，以提高儿童道德素质为宗旨，以解决儿童道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采取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方法，通过亿万儿童的积极参与，实现一年有突破、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的目标。通过儿童积极参与“小公民”道德建设活动，与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互动作用，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努力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活动内容：
在全国3－ 18岁的少年儿童中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宣传教育、实践创造、评选展示活动。为使“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使之具体化、规范化，成为儿童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从小树立公民道德意识，本次活动针对儿童特点推出“五小”行动，即：在家庭做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小帮手”；在社会做热爱祖国、文明礼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小标兵”；在学校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尊重他人、善于合作的“小伙伴”；在社区和公共场所做爱护公物、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遵守秩序的“小卫士”；在独处时做胸怀开阔、心理健康、勤奋自立、勇于创新的“小主人”。通过开展体现助人、捐献、礼貌、仪表、着装、体态、表达等内容的活动，增加儿童的理解和感受。
活动方式：
1、广泛发动儿童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儿童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与自我的关系，对照自身和身边存在的不文明、不道德、不规范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找出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道德标准的正确答案，使儿童成为“小公 民”道德建设的主体，真正做到自主策划、自愿参与、自我学习、自觉行动。
2、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小公民”的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创作“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儿童歌曲；编写《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手册》；制作《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电视专题片；在影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开辟“小公民”专栏或论坛，集中宣传和跟踪报道各类典型，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发动儿童编写儿歌，反映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总结宣传“小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果。
3、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评选和成果交流展示活动。通过调查、访问、参观、讲座、论坛、主题队会、冬夏令营、演出等形式，交流开展“小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的体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组织保障：
1、由中宣部和全国妇联、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广播影视总局负责同志组成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活动领导小组；秘书处设在全国妇联，秘书长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任；副秘书长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全国妇联宣传部、儿童部、中国儿童中心、团中央少年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国家 广播影视总局司局级同志担任。
2、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落实《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互相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各部门应尽职尽责，发挥优势，齐抓共管。要把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与本系统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纳入本部门整体规划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宣传部门要把“计划”作为落实《纲要》的具体活动，加强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妇联要把“计划”与开展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和科学的家庭教育紧密结合，以社区和家庭为依托，充分发挥家庭和儿童阵地的育人功能；共青团要把“计划”与少先队体验教育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五小”道德行为规范；教育部门要把“计划”纳入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综合评价体系；环保部门要把“计划”与“环保小卫士”活动紧密结合，并为增强儿童环保意识提供宣传资料和实践基地；广播电影电视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经常性宣传和“聚焦”宣传，制作专题节目，对相关活动和各类典型进行跟踪报道，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3、各地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青少年宫等校外教 育机构要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实践基地的优势，充分利用多年来开展全国儿童“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的校外教育网络，在全面推进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实施中发挥引导、示范和辐射作用。在全国建立一批“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
4、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制定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精心设计和组织活动，发扬创新精神，切实抓出成效。有关部门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组织机构名单
组长： 彭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副组长：顾秀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刘鹏（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成员： 赵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湛（教育部副部长）
王玉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胡占凡（国家广播影视总局副局长）
李秋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秘书长（兼）：李秋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副秘书长：杨新力（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局长）
高洪（共青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
王建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刘国正（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公室主任）
王丹彦（国家广播影视总局总编室副主任）
王乃坤（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
蒋月娥（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
赵顺义（中国儿童中心主任）
联络员： 王雅卿（中央宣传部宣教局调研员）
张朝辉（共青团中央少年部宣传处处长）
王新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处副处长）
林又滨（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公室教育处副处长）
刘梅茹（国家广播影视总局总编室宣传处副处长）
姜少英（全国妇联儿童部社会教育处处长）
李新民（中国儿童中心教育活动处处长）
白荷（全国妇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吉林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决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吉林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决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29日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7年8月2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吉林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吉林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五十条第（二）项修改为：“（一）违反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拆除或修复，并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二、第五十条第（三）项修改为：“违反第九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申办机动车辆落藉手续，处2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12个月以下驾驶证，同时滞留车辆。”
三、第五十条第（四）项修改为：“违反第十条第三款规定，涂改、擅自复制车辆证件、号牌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对机动车驾驶员处100元至200元罚款，可以并处吊扣1至6个月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扣6至12个月驾驶证，同时滞留车辆；擅自生产车辆证
件、号牌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该条第四款规定的，对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处罚。”
四、第五十条第（五）项修改为：“（六）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处5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吊扣1至3个月驾驶证；违反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按国务院《机动车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五、第五十条第（六）项修改为：“违反第十二条规定的，处5元罚款或者警告。”
六、第五十条第（八）项修改为：“（七）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有关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七、第五十条第（十）项修改为：“（八）违反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八、第五十条第（十三）项修改为：“（九）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处驾驶员5元以下罚款或者告，违反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处1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并处吊扣4个月以下驾驶证。”
九、第五十条第（十四）项修改为；“（十）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6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扣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驾驶证；部队驾驶员交由所在部队处理。”
十、第五十条第（十六）项修改为：“（十一）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无准驾证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的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十一、第五十条第（十七）项修改为：“（十二）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2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十二、第五十条第（十八）项修改为：、（十三）违反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十三、第五十条第（十九）项修改为两项：“（十四）违反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6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扣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驾驶证；（十五）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处20元罚款，可以并处吊扣1个月驾
驶证。”
十四、第五十条第（二十）项修改为：“（十六）机动车驾驶员违反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处3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
十五、第五十条第（二十三）项修改为（十七）违反第三十九第一款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十六、第五十条第（二十四）项修改为：“（十八）违反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十七、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拒绝缴纳罚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六条的有关规定罚。”
十八、删除第五十条第（七）项、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五）项、第（二十一）项、第（二十二）项、第（二十五）项、第（二十六）项、第（二十七）项、第（二十九）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
1997年8月20日
浅析侵权责任法可能对医疗纠纷产生的影响
万欣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法将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起草之初就引人瞩目，特别是其中医疗损害责任的内容，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从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来看，与现有医疗纠纷处理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其施行势必对医疗纠纷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就有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主要为解决198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不适合社会实践的问题。《办法》在实施十余年后，产生了众多矛盾：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过于狭窄，将医疗差错排除在外；鉴定体制不合理，被人称之为“老子给儿子鉴定”；赔偿金额过低，赔偿范围限制在3000－8000元。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办法》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甚至在不少卫生局居中调解的医疗纠纷中，《办法》所确定的赔偿金额都不被作为调解的依据。因此出台一部新的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文件势在必行。《条例》的出台一度被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良方，被认为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新法规。
可是《条例》施行中，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争议在：四级医疗事故 “造成患者明显伤害”的的定义没有将所有损害涵盖在内；医学会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赔偿项目缺少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多数情况下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由于这些争议，致使不少患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想法设法规避《条例》。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进行审理。不少学者惊呼《条例》被边缘化了！其实我们回过头看一看，《条例》所出现的问题与《办法》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条例》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解决《办法》的缺陷，因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后很快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次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必将对《条例》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1、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将不再作为审判依据。
近年来，由于《条例》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缺少死亡赔偿金的规定，因此而广受诟病。一些地方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时，往往参照《解释》的规定，同时判决医疗机构承担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而在更多的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司法鉴定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医疗纠纷中，法院就直接按照《解释》的规定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因此在卫生部开展的关于修改《条例》的课题研讨过程中，多数专家也认为应当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但是基于众多专家的医学背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医疗事故损害属于特殊侵权，存在众多特殊性（例如主观过错不同，医疗机构存在强制医疗义务，甚至存在医疗保险），因此其赔偿责任应当也有特殊规定，起码应参照航空赔偿那样存在封顶的规定。笔者一直对这些观点不敢苟同，认为《条例》的修改就应当将赔偿责任这一部分删除，不要试图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任何限制性规定。任何限制性规定都将导致《条例》的被规避，从而彻底丧失《条例》的公正、威严，丧失《条例》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所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而再次被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列入第七章进行规范，这就意味着医疗损害赔偿彻底纳入民法调整范围，不再存在特殊赔偿的情形。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将也按照第二章责任方式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而第二章规定的责任方式与《解释》的规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预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时，将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完善《解释》来对侵权赔偿责任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进一步细化。这个司法解释必然也是适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可能出现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单独规定的情形。这样多年以来，关于医疗损害是一种特殊类型损害，不应当与一般民事侵权承担一样的赔偿责任的观点基本上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同样《条例》关于赔偿责任之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以后必然将被束之高阁。
2、《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将彻底失去意义。
《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的定义中，四级医疗事故被定义为“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并且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有可能导致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不被认定为医疗事故，而无须承担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又实际上构成了侵权，患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形。因此这个规定很快就被边缘化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个规定本应理解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造成患者不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侵权行为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的执行却严重走形。不少法院简单理解为凡是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均可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继续鉴定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最终按照《解释》的规定进行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条例》任何一处对患方不利的瑕疵均被无限扩大成一道裂痕，最终导致《条例》的边缘化。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与《条例》关于四级医疗事故的定义，以及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大相径庭了。显然《条例》的这些规定将失去现实意义。
3、《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面临巨大考验。
如前所述，《条例》为解决《办法》规定的鉴定体制问题，设立了由医学会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体制。这个鉴定体制在当时情况下应当说还是更为科学的。但是好景不长，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条例》规定的医学会鉴定体制与《决定》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冲突。在医学会是否应经司法行政机构登记并公告、鉴定人是否署名、鉴定人是否出庭接受质证等方面均存在严重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出台了一些内部规定，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更多地方没有内部规定，法官也无所适从。
因为认为鉴定问题属于程序性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就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进行规范。这一问题将有可能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届时如何确定医疗损害的鉴定体制，将极大的影响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如果司法解释确定医疗纠纷的鉴定统一到司法鉴定，那么《条例》关于医学会鉴定体系将只能运用在行政处理程序中，退出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条例》、《办法》过于强调了医疗损害的特殊性，致使其在诉讼中被越来越快的“边缘化”，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将《条例》更进一步的推向尴尬境地。
二、侵权责任法埋下了加剧医疗纠纷的伏笔。
1、如果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将把医疗纠纷推离法院。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公布伊始，因其规定医疗纠纷中患方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正置），笔者就曾撰文《举证责任别把患方推离法院》。提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应在现行规定（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证责任部分倒置）基础上加以完善即可，不能由患方就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表面上看似乎举证责任正置减轻了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放手为患者治疗，减少过度医疗。但是这样规定完全忽视了患方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在当前举证责任部分倒置的情况下，尚有不少患方不敢、不愿去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一旦举证责任正置，必将有更多的患方不敢、不愿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而作为医疗机构来讲，通过诉讼解决大多数医疗纠纷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医疗纠纷对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的影响。如果发生医疗纠纷以后，患方都不敢、不愿打官司解决，实际上对于医疗机构来讲并不是好事。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些规定确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及附条件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患方在医疗纠纷中应当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或者至少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且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明确的话，很难认为患方会更有打官司的勇气。
医疗纠纷中的患方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决不是医疗机构的福气，而更像是一个灾难。
况且侵权责任法关于推定过错的三种情形实际上对于减轻患方举证责任根本于事无补。能够证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证明到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违法性，且和患者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此时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构成侵权了，此种情况下再推定存在过错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患方帮助不大。而另外关于医疗机构隐匿、拒绝提供、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实际上很少能够直接与患方损害后果相关。即便患方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上述情形，也无法证明这些对病历资料的违法行为造成了自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损害，因此侵权责任法的这个规定对于患方来讲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显然举证责任正置的规定将进一步将患方推离法院。
2、提供病历资料的规定将加剧医疗纠纷的乱局
是否应当向患方提供病历资料一直以来就是医患双方争议的一大焦点。《条例》规定患方有权复印复制客观病历，对于主观病历可以一并封存。即便如此，患方也仍然存在很大争议，要求提供全部病历。在进入诉讼程序以后，医疗机构由于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将全部病历作为证据提交法院。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患方才可以得到全部病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