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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补选省、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7月31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依法补选出缺的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一）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
（二）辞去代表职务被接受的；
（三）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四）代表职务被罢免的；
（五）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六）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七）死亡的。
第三条 代表资格终止，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本级人大常委会予以公告。代表资格终止后，出缺的名额应由原选举单位按照结构要求进行补选。
第四条 补选出缺代表的候选人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名额，差额幅度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
第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应依法制定选举办法。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出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党、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提名；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由主任会议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提交常务委员会审议，并根据较多数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如确定进行差额选举，超过法定差额数的应先举行预选。预选后，按得赞成票的多少确定正式候选人
。选举中，候选人获得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票始得当选。
第七条 补选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票应按姓名笔划为序排列。
第八条 补选为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代表资格有效后，发给代表证。
第九条 撤地设市后，原选举单位选举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时，由新设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补选。
第十条 补选我省出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7月31日
论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

高 原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因此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案件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教育部所颁发的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因此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更何况对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项基本的民事制度，因此教育部门的这些规定也不能超越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一些地方法规或规章所作出的类似规定，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尽管如此，毕竟是有了一个较具体、详细和统一的规定，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对推动这一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较积极的影响。经过一年多来的实施，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现笔者试图对学校承担学生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进行初步的探讨。

对于学校承担的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前几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学校应承担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校承担责任的依据或原因是基于学生或其家长（以下统称“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即学生在学校就读时，便已经与学校形成了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关系，学校不仅应根据合同的要求对学生履行文化、思想品德等各方面的教育义务，而且还有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如果学校没有履行人身保护义务而使学生人身受到伤害时应向学生承担违约责任。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定性为合同关系在私立学校及学生成年（即已满18周岁）后在大学进行学习时的情形似乎更加准确。而且同时认为，如果定性为一种合同关系，按照现行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不论学校是否存在过错，除不可抗力外，对学生在校所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都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生与学校之间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合同关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因此与民事合同的自愿原则严重不符。同时，根据行政法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屡见不鲜的判例，也使得学校具有了准行政机关的色彩，或者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所以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简单地定性为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并不准确，因此主张用民事责任类型中的侵权赔偿责任来定性更加恰当。但是，即使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绝大多数并不是学校或教师的直接行为而引起，特别是学生在校读书时受到本校其他学生或外来人员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的伤害，如果让学校来承担侵权责任，又与民法通则中现有的任何一种侵权责任都不符合（不管是一般的债权责任还是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有人认为，在学生为未成年人的条件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就是监护义务或者是部分监护义务的移转：由于学生上学了，其监护人无法对学生行使监护职责，而在此时把该项职责“暂时移转”给了学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首先，监护责任是民事责任中一种特别的民事责任，主要存在于特定的人身关系与特定的情形之中。不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指定监护，让学校来承担这种责任都没有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与法律规定依据，笔者在此不再详述。就算是委托监护，通常情况下学校与家长之间也并未达成相应的监护委托协议，因此也无法成立。（当然，如果学校同意承担且双方签订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存在的）。同时，相对监护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而言，由于监护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也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当被监护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监护人都应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是一种较重的责任。而且，当监护人疏于管理与保护而导致被监护人的人身受到损害，不论学校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因此，认为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的观点并不正确。

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确定：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其收取了较高的费用并自愿向在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内容与更高的管理及服务要求，因此，当其未能保护到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只不过是在具体适用时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而对于接受义务教育及公立学校教育来说，学生与学校之间并不是自愿形成的合同关系，特别是学校根本就没有实施积极的侵权行为时，其只是负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人身保护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责任既不是传统民法中的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不是监护责任的移转，而是一种由特别法（主要为行政法）所直接规定的特殊的责任类型。我国教育法第29条第3项就规定了学校负有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义务，尽管没有详细指明合法权益是否含有学生人身的保护义务，但是负有这一义务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学校承担责任的对象来说，也可能会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其他人造成损害时学校可能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当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时学校可能对该学生（或其监护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在私立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至于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当有三个：即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由于这三个条件与普通侵权责任条件中的含义基本相同，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对于学校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作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总而言之，确定学生人身伤害赔偿的责任性质对处理此类案件非常重要，会涉及到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及赔偿范围等很多方面。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了正确定性才能作出更加适当的处理，从而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并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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