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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护

王胜宇


　　2004 年3 月14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第22 条规定, 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这样, 财产权在我国宪法中已经由一项民事权利上升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刑事诉讼法往往被称为“应用宪法”,“宪法的实施法”, 刑事诉讼法同宪法的紧密联系, 决定了刑事诉讼在担当着打击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 肩负着守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国家强制力必须限制乃至剥夺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 其中也包括公民的财产权。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的强制力的适用与被追诉人的财产保障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 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以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根本命题之一, 也是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基础命题。本文拟就我国刑诉中财产研究的现状及其缺陷和完善略陈己见, 以期抛砖引玉。

　　一、理论界对刑诉中财产权保护研究的现状
　　关于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内容, 理论界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有关研究偏重于构建被追诉人的人身权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对于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 防止错误羁押、超期羁押, 刑讯逼供等问题探讨的较多, 但对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却重视不够, 不仅少有论著涉及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的保障问题, 仅有的少数研究也不系统。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被追诉人人身权的保障与法治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在实践中侵犯被追诉人人身权利的现象比较普遍, 加强被追诉人的人身权保障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把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的标签来看待, 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 在宪法中并没有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仅将其规定为民法中的一项权利,这就使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着的、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缺乏程序保障的问题难以进入理论视野, 因而也无法被正视。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的缺陷

　　(一) 对被追诉人财产的搜查、扣押、冻结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措施只涉及人身自由权, 并对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主体、对象、条件、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对限制甚至处分被追诉人财产权的搜查、扣押、冻结行为却很少从程序上控制, 主要表现在: 首先, 对物的搜查、扣押及对存款、汇款缺乏中立的审批程序, 而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 其次, 搜查、扣押的范围比较宽泛, 只要是侦查人员认为“可能隐藏罪犯或犯罪证据的人或地方”, 都可以进行搜查缺乏比例原则的约束; 最后, 扣押的理由过于模糊, 不具有操作性, 由侦查人员自己认定“是否与案件有关”, 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有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之嫌。

　　(二) 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不够完善
　　首先, 收取保证金的金额存在很大随意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保证金的具体数额没有做出规定, 有关司法解释也仅仅规定了下限。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讼法规则》第44 条规定:“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 根据具体情况, 责令犯罪嫌疑人缴纳一千元以上的保证金”却对其上限未作规定, 结果导致收取的保证金的金额失控, 从一千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构成了威胁。
　　其次, 保证金的收取、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根据《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 条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统一收取和管理, 没收保证金的决定、退还保证金的决定、对保证人的罚款决定, 应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作出。”据此, 保证金的收取, 管理和没收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相对人既不能对处理决定提出司法审查, 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体系。这使得部分公安机关为了“创收”而滥用没收保证金的权利, 导致一些应退还的保证金不能及时退还。
　　再次, 由于立法的不明确, 公安、检察院、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有权自行决定取保候审, 造成对同一案件、同一被追诉人重复使用取保候审, 使得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有可能受到来自司法机关的侵犯, 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三) 赃款赃物处理存在的问题
　　首先, 赃款赃物的界定不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赃款赃物是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钱和物”:《现代法学词典》的解释更加明确:“赃款赃物系指贪污、受贿或盗窃得来的钱和物”。据此, 首先, 赃款赃物不包括作为犯罪工具的财物; 其次, 不应包括犯罪嫌疑人本人的合法财产; 最后, 不包括通过轻微违法行为得到的财物。但是, 在实践中, 却未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进行区分, 往往将犯罪工具、被追诉人的合法财产及轻微违法获得财产均定性为赃款赃物予以扣押、罚没。其次, 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程序不完善, 表现在: 第一,侦控机关截留、挪用、非法使用被扣押的赃款赃物的现象比较突出。第二, 在案件还未作出生效判决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就有权将有关财产返还被害人。如果最后的生效判决证明被追诉人无罪或该财产是被告人的合法财产, 那么对已经“返还”给被害人的财产被追诉人如何追回? 被告人的合法财产权如何保障?对此法律均未做出相应的规定。第三, 在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检察机关终止追诉等情况下, 对已经扣押的“赃款赃物”立法并未赋予被追诉人相应的司法救济权。

　　(四) 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的行为尽管设计了一些救济程序。但是规定得较为笼统、操作性不强, 很难发挥保障被追诉人合法财产权的作用。例如: 对一般国家机关侵犯公民财产的行为, 公民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 将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实施的行为, 排除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被追诉人可以自行或通过律师就侵犯其财产权的行为进行申诉、控告; 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在审查批捕的中, 就有关侵犯被追诉人权利的行为进行监督, 并有权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但是, 当事人提起的申诉、控告并不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方式, 也不当然引发相应的救济程序; 而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违法侦查, 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已表明, 并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 将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纳入到强制措施的范畴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最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行为仍被排除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之外。在国外强制措施不仅包括对人身权的强制措施, 而且包括对物和隐私权的强制。在德国“强制措施是基本权利之侵犯”, 有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财产权的侦查行为, 理所当然的包括在强制措施体系之内; 在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 不得侵犯。”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任何人,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我国将搜查、扣押等涉及财产权的侦查行为排除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之外, 这就从概念、体系上回避了搜查、扣押行为对公民财产权所具有的强制干预性和潜在威胁性。为此, 应以是否违背公民意愿, 侵犯公民宪法权利为标准, 将搜查、扣押纳入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使其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受到法定原则的制约和约束。

　　(二) 完善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
　　首先, 打破我国在适用取保候审上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在确立司法审查的前提下, 将取保候审的决定权统一交给法院行使, 不论被追诉人处于哪个诉讼阶段, 是否取保候审均由法院决定, 而具体执行则由公安机关实施。在决定是否需要没收保证金时, 执行的公安机关仅享有建议权, 并须举证证明被追诉人的行为已达到法定没收保证金的标准, 由法院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做出裁定。
　　其次, 将取保候审上升为被追诉人的一种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是一种裁量保释, 而非权利保释。应借鉴国外关于保释的有关制度, 实现完全的裁量保释向以权利保释为主的模式转变, 将保释作为被追诉人的一项权利, 除了法定的例外情况下, 对被追诉人保释申请应予准许, 同时参照美国联邦宪法第8 修正案“不得要求过高的保证金”之规定, 将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规定, 以保证每个被追诉人享有被保释的权利。

　　(三) 重构赃款赃物的处理程序
　　首先, 重新界定“赃款赃物”的概念。“赃款赃物”本身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概念和术语, 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对赃款赃物作出规定, 完全是对长期以来司法习惯用语的一种沿用。该术语的概念与实践中搜查、扣押、没收的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国外的作法来看, 立法上普遍不采用这一用语和做法, 而是通过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特别的没收刑制度, 再将扣押的对象扩展至“应没收之物”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如日本刑法典第19条规定:“下列物品可予以没收: 1.组成犯罪行为之物; 2.供犯罪行为或者将供犯罪行为之物; 3.因犯罪行为所生成或所得之物或者当为犯罪行为报酬所得之物。”这样, 由于实体法刑法规定了没收的对象范围, 那么刑事诉讼法作为扣押对象的“应没收之物”的范围相应的也就非常清楚了。
　　其次, 关于扣押程序中的赃款赃物的处理问题, 学界和实务界已有人提出一些改革建言。如有学者建议依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确立“无赃推定”的基本原则: 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为赃款、赃物的, 对被追诉人的财产不能认为是赃款赃物。并在此“无赃推定”原则的基础上, 完善赃款、赃物的认定和处理程序: 首先, 在法院依法判决确认为赃款、赃物之前, 原则上不应将财产“返还”被害人。如果确实属于被害人财产且不立即返还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由被害人提出申请,由法院裁定是否允许先行返还, 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害人提供担保。其次, 对在侦查、起诉阶段终结的案件, 赋予被追诉人就其被扣押、冻结的财产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四) 建立司法救济机制
　　首先, 改革侦查程序, 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改革侦查程序的关键是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中立性因素”, 建立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监督、控制侦查程序, 只有采行司法审查原则, 对侦查程序实行司法控制, 才能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即搜查、扣押、罚没保证金等涉及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 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批准方能采用。
　　其次, 完善国家赔偿法, 建立诉讼形态的国家赔偿制度。《国家赔偿法》规定对刑事诉讼法中非法侵犯被追诉人财产的行为, 被追诉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但是有关司法解释却规定,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负责审理, 审理不公开进行,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一经作出, 即发生法律效力, 必须执行。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赔偿决定程序类似于行政程序, 当事人包括赔偿机关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 也没有上诉和要求复审的权利。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的国家赔偿程序予以改革和完善, 建立诉讼形态的国家赔偿程序, 即受害人和赔偿义务机关能参加的、公开开庭审理的赔偿程序。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建议统一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

秦多雄


　　在诉讼实务中，法官、律师经常遇到因伤残需要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有两种判法，其赔偿数额差距甚大。对当事人来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统一，造成新的司法不公；对于审判机关来说，由此而产生当事人不服上诉、申诉等缠讼事宜，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社会来说，案结事未了，易产生新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来统一，明确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案，案结事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案同判不同，负担大不同
　　案例1 2006年11月11日凌晨3时许，冯冬驾驶小客车因两车相撞，将在道中候车的吕宁左小腿挤压毁损伤，行左大腿中下3/1裁肢术，2007年5月8日，T市C假肢矫形器C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吕宁适宜安装气压膝关节大腿假肢一条，价格为38，500元，使用年限为4-6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C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书一份，残疾用具费参照C市X医院假肢中心价格，安装大腿假肢1条需2.2万元，假肢使用年限5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一审判决按余命计算，按5年使用年限需更换假肢5次，判假肢费用231，000元。冯冬不服上诉，重庆市中院改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该分公司出具的假肢装配鉴定证明书，吕宁已安装38，500元假肢一幅，依据每5年尚需更换一次，共还需要更换3次，一审法院共主张5幅残疾辅助器具费欠妥，应予纠正”，终审判决假肢费用为192，500元。（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413页《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如何确定？》一文）该判例确认和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不是按余命赔偿，而是按20年赔偿。
　　案例2 2008年4月9日阳新某校学前班5岁半女童刘某横穿公路被车轧压发生交通事故，致左下肢大腿三分之一处截肢，某假肢厂司法鉴定意见，假肢每2年更换一次，每年维修费为假肢价格的10%，湖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3.5岁。一审法院依此判决需更换假肢34次，赔偿假肢费用493，332元。（如按20年赔偿，则需费用150，000元）。现被告车辆驾驶人不服已提起上诉。
　　以上两个案例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1、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是按20年赔偿，还是按余命（人均预期寿命减事故时的实际年龄）赔偿？2、同类产品的使用年限是两年还是五年，还是另有其它使用年限？3、同类产品的价格如何确定。
　　立法不明确，地方规定、标准各异
　　现行有效的法律对残疾辅助器具费是否应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４６条：“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以上均无应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规定。
　　2010年7月1日方始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此有了明确的“说法”。“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但本法亦未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留待司法解释解决。
　　现行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可操作性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该司法解释将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这么重大的赔偿事项由配置机构来确定，将司法确认权交由商业性的制作公司来行使，失之草率。正是由于这种草率的处理，导致各家配置机构在使用年限及配置标准上的各自为政，价格不断攀高，年限越来越短，赔偿义务人叫苦不迭。对此项鉴定法院是否参照态度迥异，当事人亦多方质疑重复鉴定，人为增加了诉讼的难度，增加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亦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问责。
　　㈠、一些地方法院自定“规矩”，赔偿期限有二十年的，也有七十岁的：
　　上海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5年12月3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五条：……我们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应参照护理费的赔偿期限确定。即：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期限根据受害者的年龄、健康等状况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超过确定年限后，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经法院审理查明，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配制辅助器具的，法院应当判令义务人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五至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6页）。
　　重庆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6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三十条：“国产辅助器具费一般参照当地民政企业关于国产普及型的配制费用的标准确定。受害人要求一次性支的，可以支持，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9页。本文案例1即是重庆市某中院的终审判决，体现了上述指导意见的精神）。
　　四川省高院规定赔偿期限按70年计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假肢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70周岁……”
　　湖北大冶市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年限，国家没有统一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实际情况，一般不超过二十年”。
　　㈡、在使用期限及相关费用上各地标准不一，金额相差悬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其假肢使用年限按五年更换一次；18-50周岁，每七年更换一次；50-70岁，每九年更换一次。假肢费用包括安装和维修费用，1.8~2.2万元一具。
　　重庆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费用限额（2004年1月施行），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五年，含训练费，7400元/具；
　　杭州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杭劳社工伤〈2005〉192号），大腿假肢9000元/具；
　　云南省调整企业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标准：大腿假肢气压关节合金材料，使用年限五年，每具费用1.5~2.2万元；
　　安徽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大腿假肢定额标准4000元/年；
　　河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费用限额标准：大腿假肢使用期限三年，每具1万元；
　　山西省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试行）：国产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三年，每具7000元；进口使用年限6年，每具1.2万元。……
　　本文案例1重庆某假肢厂假肢每具38，500元，使用年限4~5年，维修费每年为假肢价格的5%。
　　以上地方政府机关规定，假肢使用费用平均每年约3000-4000元以内。但假肢配置企业的价格却远高于此，如本文案例1大腿假肢每年费用9625元，案例2为7500元每年。两相比较，相差在1~1.5倍。而法院往往参照假肢配置机构意见，而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
　　法律无统一规定，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既然法律无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又说不清楚，那就各吹各号、各弹各调吧！如四川省就直接规定按70年赔偿，上海市、重庆市则规定最长不超过20年。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年限，就看你是在何地何法院打官司，如发生在四川省或其它地区，受害人可按70年或更长年限赔偿；如湖北省某假肢配置机构出具的配置年限为73.5年，对赔偿权利人有利；如损害发生在上海、重庆，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赔偿义务人可少赔。因“地”不同，结果迥然不同。因“地”不同，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
　　配置标准不统一，造成“同肢不同价”，在义务人的负担上不均衡，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在假肢的使用年限上，最低的2年，最长的9年；平均每年费用最低的3000元，最高的达9600元。也就是说，需配置相同的假肢，在甲地可获得3000元每年的赔偿；在乙地可获得9000多元每年的赔偿，人为造成“同肢不同价，同肢不同赔”。
　　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既然存在赔偿年限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赔偿权利人就存在争取获得多赔的问题，赔偿义务人就存在能否减少赔偿的问题；权利人如未获多赔则心有不甘，义务人如不达到少赔的目的亦不罢手，新的社会矛盾就此形成。后果是当事人可能反复上诉，申诉，多次鉴定，案件久审不结，浪费大量司法资源，增加事人的讼累；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心理有抵触，可能不予配合，导致案子久执不下，甚至产生暴力抗法的后果；赔偿费用过高，义务人无赔偿能力，导致矛盾激化、恶化，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大而言之，当事人可能就此对法律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建议修改“解释”，统一立法
　　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可考虑与伤残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赔偿年限一致，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体现的生命、健康价值亦是不同的；有的人一生创造的价值富过敌国，有的人一生辛劳也仅养家糊口；用同一标准来赔偿不同个体的劳动能力的丧失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法律赔偿标准是抽象的，是从整个社会现实形态中所归纳出来，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20年的标准就不失为一个现实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填补的不是个案中特定的人的财产损失，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综合平均的财产损失，其赔偿不是等值赔偿、全部赔偿、绝对公正赔偿。比如：一个10岁的儿童的残疾赔偿金赔偿20年，一个60岁的老人的残疾赔偿金也赔偿20年，有何同一性、可比性呢？因而，现行赔偿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概括的、抽象的、综合性的补偿。虽然法律上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字眼，但其实质不是赔偿而是“补偿”。后续治疗费的赔偿亦是如此。由此及彼，在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赔偿上，如按“余命”计算，则其质是“全部赔偿”而不是“补偿”，一个人的寿命是多少？能必然地活到70岁或更多吗？按一省或一市公布的预期寿命等同于个体的实际寿命吗？如按“余命”计算更合乎道德，则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应按“余命”赔偿。依此理，既然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是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上海市、重庆市的规定至少在现阶段是符合立法本意和实际情况的，值得立法机关借鉴。
　　配置费用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院会同民政部统一制定。残疾辅助器具的生产、管理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具有福利性质。制作、配置企业一般均是民福企业，企业是微利的。法律亦规定残疾辅助器具是普及型的。残疾辅助器具特别是假肢等使用年限长、价值高的产品，国家均有行业质量标准。因此，相同产品的制作工艺，材质、对生产工人的要求，应该无大的差别。可以认为，同一产品的使用年限应该相同，价格可以因地区制作成本的不同略有差异，其使用年限、销售价格、维修费用是可控的，是可以统一规定配置标准的。制定标准时，可借鉴四川省的作法，按年龄段确定使用年限，具体到某个年龄段每年假肢费用是多少。也可由最高院、民政部组成专家委员会，对大型残疾辅助器具价格进行招标，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年龄段内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合理。该规定应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各级法院相同赔偿案件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可不必经过假肢制作单位或司法鉴定机构再搞一个证明或鉴定，直接套用，以节省当事人的举证费用，及缩短审理期限（不考虑司法鉴定的时间）。
　　允许分期给付或据实支付。即使本案案例中的假肢费用按20年计算，绝对赔偿数额还是高达十几万甚至更高，加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费用，个案的赔偿额最低在30万元以上，依靠责任保险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2万元，是解决不了事故赔偿的全部问题。按司法解释，以上确定的费用应当一次性赔偿，如赔偿权利人同意给付定期金的，则义务人应当提供担保。在中小城镇或农村地区，赔偿义务人囿于赔偿能力，能一次性赔偿的很少，分期赔偿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提供担保除房屋等生活必需品外，亦无其它的有效财产可供担保，而居住的房屋不是真正意义上可供执行的标的物。现行的一次性赔偿之规定，增大了执行的难度，造成了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到位。既然强制执行欲速而不达，何不考虑从制度设计层面上找出路呢？因此，义务人暂无履行能力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可考虑分期给付，或由权利人按每一更换年限为周期由义务人凭据支付。当然，为保障义务人诚实信用，对义务人的偿付义务可采取一些制约措施。在这些措施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是否可考虑在交强险社会保险基金内或社会慈善基金、民政福利基金内予以支持（类似于国家建立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基金），以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
　　残疾辅助器具费不仅仅是假肢，还主要包括（1）肢残者用的支辅器、假肢及其零部件，假眼、假鼻、内脏托带、娇形器、矫形鞋、非机动助行器、代步工具（不包括汽车、摩托车）、生活自助具、特殊卫生用品；（2）视力残疾者使用的盲杖、导盲镜、助视器、盲人阅读器；（3）语言、听力残疾者使用的语言训练器、助听器；（4）智力残疾者使用的行为训练器、生活能力训练用品。（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一书第76页）。如均按70年或余命赔偿，则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有巨大的赔偿金额，导致义务人赔偿负担的加重或根本无力赔偿。如笔者曾咨询一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例，受害人系一6岁女童，因事故致尿失禁，日夜均需使用纸尿布，按每天最低12元计算（4元/片，每天3片，（73.5-6）×12×365＝295，650元。因此，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费用在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是大项，不可等闲视之，应慎重处理。唯其如此，应当立法统一标准。

二0一0年五月




湖北太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