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贸易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贸易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40号
《甘肃省贸易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8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徐守盛
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甘肃省贸易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甘肃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贸易计量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贸易计量，是指商品和服务的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使用计量单位、计量器具对商品或者服务的量值进行计量的行为。
第三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贸易计量活动的监督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贸易计量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经营者应当配置和使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其最小分度值和最大计量偏差应当符合国家或省上有关要求；不得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计量器具及家用弹簧度盘秤等非贸易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的准确度和防作弊装置。
经营者应当对使用的计量器具加强维护和管理，保持其计量准确，并按期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
第五条 各类交易市场的组织者、管理者或主办者应当经常对市场内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准确性和强制检定情况进行检查，保证用于经营的计量器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经过强制检定合格。
第六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时，应当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检定，确保量值传递准确。
第七条 经营者在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凡以商品、服务的量值作为结算依据的，应当使用计量器具测量量值。除双方当事人同意外，不得估量计费。
大宗物料的交易，凡具备称重条件的，应当以称重方式计量结算；不具备称重条件的，可以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公式方法进行计量，但应当向用户、消费者明示计算方法和计算要素。
第八条 在即时清结的交易中，经营者应当向用户、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操作过程和量值；对方有异议的，应当重新操作并显示量值。
经营者向用户、消费者提供商品、服务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出具表明量值的票据；用户、消费者有权向经营者索取表明量值的票据。
第九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商品计量和服务计量的准确。定量包装商品、非定量包装商品或者散装商品的计量偏差允许值应当在国家和本省规定的范围内。
批量商品或服务计量量值的平均值应当与实际值一致，不得故意制造负偏差。
第十条 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在包装的显著位置用中文、数值和法定计量单位清晰标注净含量等。经营者不得销售未标明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的标注由“净含量(中文)、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示的计数单位)”三个部分组成。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可以只标注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示的计数单位。
因水分变化等因素引起净含量变化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在规定条件下商品净含量的准确。
第十一条 销售商品、进行服务应当以商品的净含量或用于服务的实际量值计量，不得将异物或其他因素计入商品或服务的量值。
第十二条 加油站经营者使用的燃油加油机应当具有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编号和出厂产品合格证书或者进口计量器具检定证书；燃油加油机安装后报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燃油加油机需要维修时，应当向具有合法维修资质的单位报修，维修后的燃油加油机应当报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第十三条 眼镜镜片和成品眼镜以及从事配镜验光、定配眼镜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建立完善的进出货物计量检测验收制度；(二)配备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验光、瞳距、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计量检测设备；(三)保证眼镜产品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第十四条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经营者，应当按照最终用户使用的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作为结算的依据，不得以总表示值转嫁户外管线或者其他设施的能源损耗和损失。
第十五条 供热、供水、供电、通信、能源、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的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计量器具进行贸易结算的，应当主动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计量监督，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数据记录、计量方法、收费依据及其他材料。
用于贸易结算的燃油加油机、里程计价器及水表、电能表、煤气表、热能表等计量器具，未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者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不得安装和使用。
第十六条 房产交易必须标注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和分摊的公用面积，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面积结算方式的规定结算。
第十七条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生商品量、服务量短缺的，应当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实施计量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经营者应当接受检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检查。
第十九条 在经营活动中，因商品量或者服务量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在争议处理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改变与争议有关的计量器具的技术状态和贸易量。
第二十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人员和计量检定测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为经营者保守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不得向被检查者提出与监督检查无关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决定；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处理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其他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 条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亟待完善
王璐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经济已是一个国际经济的大舞台，纵观当今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我国企业寥寥无几，这与我国这要一个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适应的，更何况我国已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如不尽快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那是非常危险的。而产权制度的创新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根本之所在。因此，探索一条适合迅速提高中国企业效率，符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制度创新之路是当务之急。总体上讲，本文试图从产权理论的角度，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外企业治理的丰富经验，探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实践。
关键词：产权、治理结构、股票期权
中国国有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然而企业效率低下问题却一直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效率低下的直接表现是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持续恶化，通过分析研究，其主要原因是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它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问题。
一、产权的定义及其特征
产权是基于法学和经济学融合交叉而产生的关于财产的一组权能，是指不同主体对其资产投资于企业而形成的企业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它是决定企业采取何种治理结构，及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如何进行有效配置的前提与基础。
产权具有以下特征：1、它是一组权利，包括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2、人力资本出资者是产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3、产权决定企业治理结构，其本质是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进行有效的配置，提高企业效率。
二、产权制度对提高企业效率的作用
企业同市场一样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企业之所以能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是基于企业通过层级决策制并实施了对资源配置的正确决策。决策作为智力范畴，属于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企业资源配置中一项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因为生产是实时进行的，有关事件（如机器故障、技术创新或市场条件的变化）无法在订立初始生产协议时被预测到。有人将这种“有关事件”称之为“不确定性”（奈特，1921），有人将此又解释为“合同不完全性”（哈特，1995）。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或合同的“不完全性”的存在，致使我们无法事先对资源配置做出完全有效正确的决策。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否正确，这关系到企业的效率与市场的竞争能力，乃至企业生死存亡之根本。
在古典制企业中，这种对资源配置的决策权是由企业的所有者实施的，因在这种企业中，所有者就是经营者，因此，所有权结构是单一的，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安排是对应的。这种所有权结构应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由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都由一个人—业主来实施，因此，他有追求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动力与积极性并为之而努力拼搏。但在现代制企业中，企业的产权结构为多元的权利结构；所有者享有股权；公司法人（实际上是由董事长、总经理等代表）享有法人财产权。这种产权结构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种产权结构的设计，为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但不富有与那些富有但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现代股份公司是能力与财力之间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为那些有能力无财力的人提供了从事经营活动的机会，同时为那些有财力无能力的人创造了赚取“利润”的机会。应该说，这种由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的模式是一种较好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企业产权制度，不仅解除了资本所有者因企业经营不善，殃及其全部财产的后顾之忧，同时，为职业经理登上企业的经营管理舞台铺平了道路，有效地调动了股东与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为扩大企业规模与提高企业效率，提供了有效保障。
三、中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呈不对应性状态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没有参与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主要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在职消费、成就感、权利欲的满足等收益。由于这种控制权收益具有不可有偿转让性和不可补偿性，一旦失去控制权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相应的收益，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长期持有控制权（长期“在位”）。[1] 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也不能保证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才能不弱化甚至消失。[2] 这种通过控制权而实现的收益，导致了经营者由于害怕失去它而反对企业被兼并，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内部权力斗争而不是生产经营；同时有可能采取不惜代价向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行贿等做法，来保住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这将导致腐败问题的产生。因此，仅靠控制权提供激励是根本不够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者具有激励作用，但它是导致国有经济中存在大量无效率现象的主要原因。[3] 这种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处于一种分离或不对应状态，因此将其称之为“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在我国，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产权结构的不对应性导致企业效率低下问题十分突出。
四、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思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个外来语，又可译作公司治理机制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直译，之所以在其后面加上“结构”或“机制”之类的词汇，可能是“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名词不大符合汉语表述习惯。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条件下的现代企业中，通过对股东与经营者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如何通过一种财产（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权利的安排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配置，提高企业的效率与效益。
（一）企业治理结构演理的思考
从现有理论与实践看，企业治理结构大致有传统的“股权至上”模式、传统的“劳动控制”模式、欧洲的“共同决定”模式、日本的“经理协调”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及“共同治理”模式。[4] 这些模式所依据的体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经济权利分配也不同，因此，企业具体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异。上述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股权至上”模式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1、对“股权至上”治理模式的评析。“股权至上”理论已贯串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公司立法之中，具体表现为：第一、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它由全体股东组成，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经营决策。股东大会在行使权力时，遵循资本平等的原则，同股同权，同股同利。每个股东对公司决策事项的影响力取决于其所持股份数额的多寡。第二，董事会的成员由股东选举产生，股东与董事会成员之间构成信托或委托代理关系；董事会选择经理人员，再由CEO任命一般的管理人员，相互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当董事违反股东利益时，股东可以行使对董事的罢免权。第三，一定数量的股东组成监事会，行使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行为监督权。我国《公司法》基本采用了“股权至上”模式，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上明确规定了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违法、违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
2、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评析。由于“股权至上”模式强调企业要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忽略了经营者、雇员的人力资本在企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利益的有效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资矛盾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理论认为，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绩效都做出了贡献，那么公司治理理所当然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合理配置其权益，股东仅仅是其中之一。“利益相关者”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何谓“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尚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其次，让经营者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任，等于他们对谁都不负责，或者就是让他们以整个联盟的利益为借口、为约束，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再次，以利益相关者为抑制恶意收购，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助长经营者的败德行为，最终使社会受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安排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究竟采用何种形式，与各国的文化根基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从强调“股东利益至上”逐渐转化为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表明，在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成已被人们所认可；第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是否有效率取决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或剩余控制权）的配置能否对应，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对经营者与员工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让他们参与企业决策，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是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从而有效地解决两权分离导致的内部控制而造成对股东与企业利益损害的有效措施。
（二）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基本思路
“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毕竟是今后企业治理的发展方向。我们应借鉴共同治理模式的有效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为：对中国国有中小企业实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对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及上市公司实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
1、国有中小企业应实施“MWS型”共同治理模式。“MWS型”共同治理模式是指工人与经营者及投资者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企业治理结构。其实质是要将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经营者及员工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实施员工持股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举措。应该说，现阶段，采用员工持股制对我国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改革，是一种成本较低，又相对行之有效的措施。其目的是想通过产权改革，使广大员工与其他所有者结合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让广大员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增加员工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关切度和管理的参与度。从而形成企业内部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2、国有大型企业应实施“SM型”共同治理模式。“SM型”共同治理是指企业的经营者与股东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企业治理结构。其实质就是要将企业的剩余索取与控制权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关键部分。这类企业不仅资产规模大，而且技术含量高，采取职工持股的方式难以行之有效，否则就如同杯水车薪，不可能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国有大型企业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需要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人者进行科学管理。因此，对这类企业的治理，关键在于如何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而将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分享、让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尽可能地相对应，这是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企业效率的十分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法律研究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实施股票或股份期权激励，这是将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十分有效的措施，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
（一）中国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必要性
1、有利于与国际薪酬制度接轨；
2、有利于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与完善；
3、有利于缓解并解决中国企业家危机问题
（二）关于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若干问题的立法思考
1、如何确定受权人。谁是股票期权的受权人，这是实施股票期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国外的实践看，股票期权受权人主要是公司的关键人。在我国企业中，关键人应主要包括公司的经理人员、董事会成员等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和业务骨干。
2、如何解决对股票期权实施的有效监管。实施股票期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经营者更好地为企业与股东利益服务，根据国外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3、关于对股票期权所得的征税问题。中国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制定税收政策与规定时，应将受权人在行权日股票市场价与行权价之间的差价作为资本所得纳税（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并且应延迟到出售股票时与资本增值收益一并纳税。
（三）修改《公司法》若干条款，为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1、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存在的法律障碍。首先，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3条与7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的实缴的出资额与实收股本总额。这表明我国公司的设立采用的是实缴资本制。这种制度排除了公司在股票发行时预留一部分股份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股票的可能性。而且《公司法》明确地告示公司不得回购股票，如果回购必须予以注销回购部分的股份。这实际上明确地否定了公司回购股票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股票的可能性；其次，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经营者所持股票不能转让，股票期权难以产生激励作用。
2、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几点建议。由于我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使中国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存在许多障碍，因此，适当修改《公司法》，从而推进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中国的早日实施，是极其必要的：首先，将实缴资本制改为折衷的授权资本制；其次，允许公司回购股份不减资；再次，允许受权人对其持有的股票期权在达到约定的时间后的任职期间每年可以适当比例售出。
六、结论
中国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它们已从原来的作为政府附庸的国有国营企业逐渐转变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我们有必要将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和员工分享，使其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而员工持股与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是将剩余索取权配置给经营者和员工的极为有效的措施。
注释：
[1]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周其仁：《“控制权回报”和“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个案研究》[J]，《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3]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杨瑞龙：《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